《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