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述的主要是诗人思亲、见亲的全程心灵感受,言语易懂,感人至深。
首二句说妻儿们去远了,相见无期,也就不那么惦记了;而当归期将近,会面有望,则反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去远”句固然是记录了诗人的实情,然而也深刻地表现了他无可奈何的失望和悲伤,诗人决非真的忘情于妻儿,而是陷于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归近”一句正说明了他对亲人不可抑捺的情愫。
“儿女”二句写初见面的情形。因离别四年,儿女面目已不可辨认。陈师道的《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中说:“何者最可怜,儿生未知父。”可见别时儿女尚幼,故至此有“眉目略不省”的说法,表明了离别时间的长久,并寓有亲生骨肉几成陌路的感喟。
“喜极”二句是见面之后复杂心情的表现。久别重逢,惊喜之余,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相顾无言,泪洒千行,然后破涕为笑,庆幸终于见面。此十字中,将久别相逢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抓住了悲喜苦乐的矛盾心理在一瞬间的变幻,将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
“了知”二句更深一层作结,说虽然明知不是在梦中相见,但犹恐眼前的会面只是梦境,心中仍然恍恍惚惚,不能安定。这种心理的描绘,写得入木三分。由此可以推知:在与亲人分离的四年中,诗人多少次梦见亲人,然而却是一场空欢喜,反增添了无限的愁思和悲苦,正因为失望太多,幻灭太多,所以当真的会面时,反而产生了怀疑,唯恐仍是梦中之事,深沉的思念之情便在此中曲折表现了出来。这两句源于杜甫《羌村》组诗中写回家初见亲人的惊喜和疑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谓久别重逢,如相见于梦中,后来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中“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即用杜甫诗意;而陈师道此二句是翻用杜甫诗的句子,与晏几道《鹧鸪天》中所说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意境略同,可见陈师道取前人诗意能点化出新意。
此诗通篇造语质朴浑厚,无矫饰造作之气,读来恻恻感人,其原因主要在于诗人感情的真挚,语语皆从肺腑中流出,所谓至情无文,即是艺术上一种极高的境界。此类浑朴的作品得力于陈师道向古乐府和杜甫诗的学习,然而他并不在字句上摹仿前人,而在格调立意上倩鉴前人,故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引陈师道的话说:“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这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已有充分的表现。陈师道论诗标举“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后山诗话》),即是他形成这种创作风貌的理论基础。但此类作品在他的集子中也并不很多,故尤为珍贵。
陈师道论诗,提倡“宁拙无巧,宁朴无华。”(《后山诗话》)此诗就是朴拙无华而感人肺腑的好诗。说它朴拙,因为全诗没有典故,没有藻饰,章法平直,句法简洁,并不追求文外曲致。说它感人,是因为字里行间洋溢着至性至情,深挚敦厚,绝无造作虚饰。然而此诗虽不炼句而炼意:首联写久别重逢之情极为生动,尾联则活画出疑信参半之心态。用极简洁的诗句刻画出复杂深微的感情,所以耐人回味。
陈师道做诗追求古朴,讲究锤炼,自称“此生精力尽于诗”,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句,因此,他的诗往往枯涩生硬。这首诗纯是写情,凝练精到,表现了骨肉至情,是他诗中上乘之作。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此词开篇写“相逢”,相逢应该有很多话可说,很多事可忆,然而是“唤醒京华梦”。在战后的京华梦,当指故朝南宋的京都生活。京华梦醒,“吴尘暗斑吟发”。这两句,饱含词人的沧桑之慨。以下作具体抒写。“倚担”三句,写了三件令人难以忘怀的趣事:一是“倚担评花”。宋代的风俗是人皆不戴花,而挑担卖花者亦众。当时倚靠花担,品评着各色鲜花,一种风流趣事。二是“认旗沽酒”。游兴既高,自当有美酒助兴,觅酒家畅饮,十分风流洒脱。三是“行歌奇迹”。一边游赏,一边吟诗,江山处处留足迹,也是风流闲雅。“吟吟”表明一切游乐情事都吟吟如昨。接着由杭州景色转写西湖胜景。“吹香弄碧”句先总写。作者不直接写花草树木,而先写其色彩与香味,便已画出一幅花团成阵,绿树成行的绚丽春景图,吹、弄二字表意准确而形象,和煦的春风吹来阵阵香气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坡柳”典出自苏东坡。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长官,写出了古今传诵的吟咏西湖的名作,并曾于西湖筑堤名为“苏堤”。“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说的就是苏堤景色。“坡柳”依依,写苏堤风光旖旎,承上“弄碧”。林逋长住于西湖孤山,酷嗜梅花,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咏梅名篇。“逋梅”之典盖由其传出。词人在“吹香弄碧”的景物中特地拈出坡柳、逋梅,使如画的西湖风光更富于浓郁的诗意,在柳树、梅花和月色中,都融进了诗人的精神与风度。“画鼓”二句由岸上转写水面。春游时人头簇动,画楫船坊,栉次鳞比,箫鼓动地。“画鼓红船,满湖春水断桥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艺术概括。
上片写杭州和西湖景色,下片笔锋转向人事。
“当时”二字点明故事为回忆,表明一种时态。此后虽然江南之地,依旧景物宜人,但时局已换,友人一个个风流云散。“花天月地,人被云隔”两句以一“甚”字领起怅怨之情油然而生。“却载”二字由“当时”写到眼前: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得过一种苍烟为伴、鸥鹭为友的隐居生活。以“却”字表明生活境遇的转折,“更”字则是推进一层。欣逢故人,举怀畅饮,追怀往事,然而转眼之间又要在长江边上分手了,留恋之情引发悲伤之感。以“又别”二字点题,并慨叹这次相聚何其短暂。“今回”三句,推想别后之事。词人推想“坡柳风情,逋梅月色”的西湖胜景,在战后应还会依旧。在此一别,词人希望友人不要忘记去“折柳穿鱼、赏梅摧雪”。“如此”二句看似平淡,却含有无限悲凉,蕴含着一种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
这是一首内涵十分丰富的送别词,决非一般离情所能概括得了的。词人把依依惜别之情和故国之思、兴亡之叹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
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