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两联即描写沧浪亭的静谧。首先诗人安排了“静”的背景,营造出“静”的意境:“独绕虚亭步石矼”。“独”“虚”二字表明诗人此时是独自一人在沧浪亭中散步。偌大的园林,四处静谧无声,或许有人会感到冷清孤寂,而诗人却专爱这“静中情味世无双”的空静淡雅的氛围。静谧中的心情和滋味独一无二,颔联就此进一步展开,加以具体详细的描写和说明。
“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盘青入破窗”,前一句以动写静,后一句化静为动,更显出“沧浪亭”的幽静和诗人此刻平和自乐的情绪。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动写静的名句当属六朝梁代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鸣蝉的鼓噪声,飞鸟的清鸣声,才更反衬出林间山中的静寂、清幽。“静”的意境极难表现,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论画道:“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俨静,趣远之心难形”。意即画面容易表现实物的形状动感,难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而营造出澹泊闲静的意境则是难上加难。诗画同源,二者在艺术表现手去上颇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古代诗人多采用寂中有音、动中见静的手法,利用能引发人们特殊感受的声响和动态来反衬静境和静意。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得愈觉其深”(《管锥篇》)。这里的“山蝉带响”也正是利用蝉声来突出环境的清幽宁静,韵噪相映,反衬其静,给人以极为真实贴切的感受。此外前人诗中也常运用化静为动的表现手法,六朝宋代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的诗句,不仅将相对静止的白云、绿竹拟人化,同时赋予二者以动感,这种拟人手法和化静为动手法的的运用,更能雄现出平中见奇、似动实静的特色。此诗中“野蔓盘青入”便是将藤蔓这一静物动态化,写出了它在盘旋回绕中偷偷伸进破旧窗子的“动”的过程,这种“动”,更深化了沧浪亭中安静的气氛。胡仔评价苏舜钦说:“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此联可做为典型的一例。
后两联引用两个典故,将它们与诗人的情况相对照,以此来表明诗人平静恬淡的心情。“二子逢时犹死饿”是写伯夷和叔齐的故事。一般认为,周朝开国初年可谓太平盛世,两人生而逢时却因不食周粟而死;“三闾遭逐便沉江”是写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他遭人构陷,放逐湖南湘江一带,而后自投汩罗江。诗人与屈原一样受人毁谤而遭贬,与伯夷、叔齐一样适逢政治革新的年代,但却无所作为。即使这样,诗人并未意志消沉投江而死,也并未“拒依周粟”忍饥而亡,而是每天尚能“饱食高眠”。因而诗人颇觉心满意足,欢欣庆幸。与历史人物的悲惨遭遇相比,诗人遭贬谪但仍能隐居沧浪亭算是十分幸运。所以他在沧浪亭的静谧环境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离实远祸、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沧浪亭》),因而他觉得“静中情味世无双”。
诗人的心境当然不像沧浪亭的静景一样平静如水。苏舜钦以迁客身份退居苏州,内心愁怨交集,万分感慨。他本是“慷慨有大志”的志士,以“出手洗乾坤”(《夏热屋寝感咏》)为已任,结果却是“予年己壮志未行”(《对酒》),苍生有难未能济,只能隐居园林,聊以度日。对于他这种“致君事业堆胸臆”的人来说,“却伴溪童学钓鱼”(《西轩垂钓偶作》)的闲居生活极为压抑。“修竹慰愁颜”(《沧浪亭》),“愁与酒相攻”(《春日怀旧游》),“大叫欲发狂”(《舟中感怀》),这些退隐后的诗句都渲泄出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愤之情。
本诗尾联中“唯恨澄醪不满缸”,以夸张的手法,表面是强调自己了无牵挂,心如止水的恬淡生活,而从反面映衬出诗人内心的怨懑、牢骚和不满。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玉垒高桐拂玉绳,上含非雾下含冰。”主要描绘桐树的俊拔和坚毅的品性。梧桐的生长环境是恶劣的,它的枝叶为云气所缭绕,它的脚下是冰雪。梧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种与凤凰相连的佳木,诗人在描写中刻意渲染一种悲凉的氛围。山名用“玉垒”,玉石高洁出尘,已有一种坚硬的感觉;桐称“高桐”,本身也有一种悲剧气质。
“枉教紫凤无栖处,斫作秋琴弹坏陵。”感叹高桐白白长得高大,最后被人斫作秋琴去弹《坏陵》古曲。栖息于树上的鸟是那传说中最洁净的凤凰,而诗人特意选择“紫凤”一词加以美饰,色彩上更加鲜明;琴说是“秋琴”,也是在着意突出一种寒凉之意。
诗人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使得这首七绝在艺术上细美忧约,具有抑郁的情调和忧伤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两句以其内心之真,写别离心绪,故能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故能悲壮。落日黄云,大野苍茫,唯北方冬日有此景象。此情此景,若稍加雕琢,即不免斫伤气势。高适于此自是作手。日暮黄昏,且又大雪纷飞,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使人难禁日暮天寒、游子何之之感。以才人而沦落至此,几使人无泪可下,亦唯如此,故知己不能为之甘心。头两句以叙景而见内心之郁积,虽不涉人事,已使人如置身风雪之中,似闻山巅水涯有壮士长啸。此处如不用尽气力,则不能见下文转折之妙,也不能见下文言辞之婉转,用心之良苦,友情之深挚,别意之凄酸。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两句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于慰藉之中充满信心和力量。因为是知音,说话才朴质而豪爽;又因其沦落,才以希望为慰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胭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