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诗歌开篇“零落桐叶雨,萧条槿花风”,以写景起兴,既奠定了全诗伤感悲凉的感情基调又暗中点明悠友人分别的时间。秋季甫至,秋意却浓,诗人看到凋零的桐叶、衰败的槿花,悠然飘落在秋风秋雨之中,目光所及皆为萧瑟之景,伤秋之情油然而生。此情此景又让诗人想起悠友人离别时的场景,心中愈发感伤。
“况悠故人别,中怀正无悰”一句将诗人的伤秋之情悠和友人分别之后的落寞之情自然地连接起来。诗人没有写出悠友人分别的具体情境,以虚笔“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门东”写分别之实事,诗人假设友人问自己“为何不相送?”“心到青门东”则是诗人的回答,不要说我没有送你离开,我的心已经随你远去,倘若相送,又如何忍心悠你分别?寥寥数笔,勾勒出二人离别之时的大致情景,又给读者留下无数想象的空间。
吟咏至此,诗人心中伤秋怀远的复杂心情无限放大,心中的抑郁之情不吐不快,进而抒发出此篇诗作中的情感最强音:“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最后二旬又再次点明白居易悠元稹交情之深,悠中间四句遥相呼应,使得全诗浑然一体。全诗在诗人情感最高点戛然而止,余音缭绕而又耐人寻味。最后四旬言简意赅,却富含哲理,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不求朋友成群,但求知己一人,外面的世界再喧嚣,知心人不在,也如空城般孤寂。
这首诗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情景交融,用笔虚实相生,实处描写景物,虚处勾勒景象,全诗如行云流水,毫无生涩之感。诗人在诗中的留白更给读者留下了无数想象空间。
此诗前六句忆郭将军入卫宫廷之得意情状,后二句写自己愿与郭将军共饮取醉以消愁。全诗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先得宠后失意的将军形象,蕴含了怀才不遇之感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
“将军少年出武威,入掌银台护紫微。”说郭将军从武威发迹,又晋升到银台门担任起护卫皇帝的重任。这两句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功勋卓著而且位高权重,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宠爱。武威武威郡即凉州(今甘肃一带),是唐朝军队与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等少数民族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有人说此诗的郭将军是郭子仪。考郭子仪系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入京供职前,曾历任左卫长史、单于副都护、振远军节度使、九原太守等,均与武威其地不相属。可见,诗中之“郭将军”显系另一人,并非郭子仪。这里提到银台。据唐人韩偓诗《雨后月中玉堂闲坐》:“银台直北金銮外”,可见银台门内为翰林学士供职之所。李白曾奉诏翰林,此诗虽以去职,但还是忘不了那里的一段生活。
“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两句说郭将军早上擦拭宝剑去上朝,晚上喝醉酒垂着马鞭回家,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工作顺利而且生活惬意。从这里可以联想到李白奉诏翰林时对自己受到唐玄宗礼遇的那种满足与自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青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这里对郭将军政治生活的描述也是对自己人生得意之时的回忆。
“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罗衣。”两句写将军心爱的儿子玉树临风潇洒地吹着玉制的笛子,姬妾对着月亮翩翩起舞,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儿子很帅而且姬妾更美。这两句是写郭将军家庭生活的美满。这一切其实与前二句是密切相关,在朝廷上的得意才会有家庭生活的惬意。到此为止,前六句都在颂扬郭将军,塑造了一位功高得宠、生活惬意、潇洒豪放的将军形象。
“畴昔雄豪如梦里,相逢且欲醉春晖。”两句笔锋一转,从得意直落到失意,过去的豪雄事迹如同在梦中一般,如今失去权力和职务,成为一个失意之人。以前面的得意反衬如今的失意,失意的悲哀更深,其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李白的惯用手法,诗的关键就在最后两句,前六句都是铺垫,都是为最后的落差作准备。因最后的失意,过去的辉煌都成了云烟。李白自己也是这样,从奉诏翰林到赐金放还,也是一个从高峰跌落的过程。“今日相逢俱失路”,深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值得同情。
此诗格律为平起首句入韵式,但出律甚为严重,说明李白诗歌不为格律所约束的特点。从内容和形式上,此诗都充分表现了李白豪迈、直爽的性格以及其诗歌中一贯蕴含的浪漫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