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花没有牡丹、海棠的妖冶富丽，也没有寒梅、霜菊的傲峭冷艳。它清秀雅洁，芳香馥郁，如淑女婷婷，似君子彬彬，别有一种幽淡孤清的风韵。历来富贵者爱牡丹，隐逸者爱菊梅，而清雅孤高、弱而不阿的文士就偏爱幽兰了。
崔涂这首诗通过咏写兰的贞芳幽独，寄托自己孤高而又哀伤的抑郁情怀，在咏兰诗中是偏于感伤的一类。诗篇兴寄鲜明，旨在抒情，所以诗人对兰不作描绘，而是集中笔墨，诉说兰花自持芬芳却遭风雨侵凌又被弃如路草的悲惨命运，以自伤不遇。诗篇写得质实、深婉，恰如一株飘零的幽兰，质而芳，柔而韧，顾盼自哀，低回不已。
诗人代兰自诉，娓娓说道。开篇先自剖高洁：“幽植众能知，芬芳只暗持。”幽兰常常生于山野、谷畔，但不因清寒而不开，不因无人而不芳。这两句写兰的芳质，又突出了兰幽植孤生，芬芳不被人识的客观处境。宋刘克庄咏兰诗中写它“深林不语抱幽贞，赖有微风递远馨”，意与此相近。但“幽植”二句除自剖之外，还暗责世俗不识芳洁，一笔两开，诗意半含半露，奠定了全篇顾盼、低回的韵调。
“自无君子佩”承首句，“未是国香衰”承次句。兰被推为“花草四雅”之首，有“花中君子”的美称，又因其幽香浓郁，有国香之誉。我国古人常以佩兰表示芳洁，屈赋中有“纫秋兰以为佩”的诗句，唐太宗李世民有《芳兰》诗：“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与此相关，古来也把贤人遭弃比作芳兰无人采折。屈原内美而好修，却反遭斥逐，他慨叹“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为统治者所不容的李白也发出“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古风·秋兰》)的悲慨。秉性耿介，后被罢相的张九龄也咏兰为寄：“幽林芳意在，非是为人论。”(《悲秋兰》)“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这些诗或发抒不平，或自赏孤花，但都掩盖不住遭受冷遇的孤寂。而崔涂这两句，从主体客体两面着笔：兰花芳节香质不稍减，可君子却置之不顾。这是期待后的失望，内省后的自伤，更充满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
“白露霑长早，青春每到迟。”因生于山林，寒露早至，使之先期零落;春光晚顾，又晚得佳期。这一迟一早，写出境遇之惨凄，显出芳魂玉质难得久持的无限悲苦，作吞吐哽咽之声。
诗篇已三层递进，愈转愈悲，但诗人仍情不能已。由于以上种种遭遇，兰对自己的生存意义产生了疑虑：“不知当路草，芳馥欲何为？”芳质高格，无人赏识，被弃掷路侧，形同荒草，那么自己独抱贞节，自开自芳，又有何用?步步退逼，终归于凄绝，把不遇之情，推至顶点。至此诗篇的抒情形象完成了。我们好象看到了一株生于草野当风离披的芳兰，又似看到了一个落拓不偶，抑郁难伸的贤士。
此诗运用传统的芳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由于作者对兰的禀赋特征体察入微，自己的思想情调又与之相契，物性与人情，各自昭然，又妙合如一。诗中所言皆为兰，又无一不是作者的自道。王士祯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这正可用以评价此篇。
作为借物抒情的作品，它体物幽微表现细腻。诗情如一根不绝的丝缕，柔细绵长，欲断又续。既写出幽兰几遭侵凌，生机欲断，却期待不已、春心不死的柔韧之质；又表现了作者虽郁塞难伸，却执着人生追求不舍的深挚沉郁、无限凄苦之情，哀婉幽怨缠绵不尽。
此诗表现细腻，感情深微，诗境却并不狭小，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有很高的典型意义。这不能不归之于作者对诗意的提炼和表达的灵活、准确。诗篇不仅咏物抒情相融相映，一笔两到，在具体表达中，用笔又始终是一语双关，言己言他，叹恨如一。使人一面感到幽兰的悲诉、哀凄，一面又感到世人的冷漠、霜露之无情，在鲜明的对比中，揭露了现实的严酷，使人不禁想起李商隐《咏蝉》的名句：“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在哀伤的感情中，又含有几分冷峻。这样，诗篇在自叹自伤之外，深刻地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这首取材平常的咏物诗表现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这首五律是四、二、二结构，上四句写现实，五，六句写梦境，末二句写感叹。道路时而通行时而阻塞—因为战乱时而停顿时而发生，仍未平息。由于人民不能安于生计，田园荒芜，江山便日见冷寂萧条，没有生气。尽管讨伐安史之乱的平叛战争已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而诗人仍避地偷生，衰老西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感时伤世，去国怀乡，忧思成梦。然而，即使是梦中，诗人之梦魂此不见得轻松一点，梦境亦如现实般险恶。梦魂要飞越楚地生郁郁的枫林，在急雨的灰蒙蒙的雾霭中难辨方向，而天际是黑魆魆的层云，无穷无尽，秦地的黑水更在层云之外，何其遥远。梦魂的归路亦如现实般艰难险恶。如此遥远艰险的路途，就是梦魂也未必能飞越，即使亲人效《楚辞》之举来招魂，亦是徒劳无功的。
诗人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雨急生枫暮”和“不用楚辞招”均出自《楚辞·招魂》，一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一为“魂兮归来，返故居些。”两典不仅贴切梦中境象，而且亦暗示了诗人和屈原有相近的处境、相似的命运和相同的忧国忧民之爱国情怀。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