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只有短短的三句,以直白的口吻指出: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点出主要观点,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和他的生平经历不无关系,作者的前半生的是辉煌显赫,曾经担任东平路行军万户,为元朝抑制豪绅加大中央集权方面颇有政绩,但引起了当地豪绅的不满,导致豪绅进谗言诋毁他以致罢官。命运之神一下子把他抛入深渊,使他在推动权势的痛苦中倍感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艰辛。
第“大丈夫时乖命蹇”这种感叹正是作者的这种经历,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残酷的现实社会就是如此: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是说如果有一天天随人愿,自己一定要赛过田文养门客三千人。表露了作者还对权力的迷恋,依然怀抱壮志,希望能东山再起,实现抱负。
该曲平白如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道出权利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地位。既写出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强权社会的愤怒谴责,对命运、对现实的不屈服的精神。在艺术上则采用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反语的修辞手法。
白胡桃,一种普通果物,而在“诗仙”李白笔下,竟是那样冰清玉洁,那样的灵秀剔透。这首咏物小诗的开首两句就很不一般:“红罗袖中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这里,诗人从五颜六色中挑出红、白两色作底色,来衬托白胡桃的洁白无瑕你看,将它藏在红罗袖中.红白分明,欲掩却露;将它放在白玉盘上,桃盘一色,欲显却隐。这里用一个“见”字,一个“无”字,两相对比,不仅描绘出了胡桃的色泽,更赋予它活泼与顽皮。这个白色的果物像个小精灵,它以红罗为伴时,突显着自己;而当它滚动到白玉盘中时,却又好像消逝了。以上两句,本来就生动得叫人感到白胡桃在和人捉迷藏,可紧接着的两句,诗人又把一幅写意诗画升华到最高境界:“疑是老僧休念诵,腕前推下水精珠。”这里以珠宝比喻胡桃,极言了胡桃的晶莹,同时,诗人发挥了自己的奇特想像,给小小的白胡桃罩上了一层虚幻迷离的色彩:难怪它白得那样纯正,那样透灵,却原来它久缀于老僧的腕上,长听经文念诵,长受佛家香火,哪里还会不白?哪里还会不清?在这种氛围中,让人不得不下功夫去分辨:此物究竟是普通的胡桃,还是珠宝?这种“似是而非”,实在是不可胜收的朦胧美!诗中“疑”字本身说明它不是真的,让读者有更好的想象空间,承上启下,为下文做了铺垫,此诗语言平实,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
白胡桃本是一种俗物,可一经大诗人李白的神笔点化,它却变得如珠似玉、高贵华美了!诗人那瑰丽奇特的“诗心”和那“点石成金”的生花妙笔,那状物却不滞于物、绘形而不囿于形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首小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总之,这首诗虽无深意,但设想奇特,行文通俗且美妙,把白胡桃的形象描绘得生动而有趣。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