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以写宴会为中心的诗，主旨在于讽刺过着奢华生活的达官贵人们对于民生疾苦的惊人的无知。题目中用了一个“古”字，诗作中用了汉朝著名的官僚世族金、张两个大姓，都是以汉寓唐、借古事以写时事的意思。
开头四句，不直接写人，但写了上朝的气派，下朝的喧闹。头两句写退朝，从皇帝与臣子两面写出：蓬莱宫中的仪仗已经收起来了，大路上滚动着朝罢归来的车子。三、四句写朝罢无事，便聚集到一起宴饮取乐。在开头这四句中，不直接写人，但有车马，有重门，又上朝，又宴饮，可以想见其中活动的人物既富且贵的气派，读者可以从中推想出身处其中的人过着多么奢华的生活。
中间四句写宴饮席上的盛况。先通过写侍女的娇艳来写宴会的盛况。宴席上有侍女把酒侍候。“低鬟若无力”是极写捧酒美女娇羞婀娜的仪态。由“低鬟”，又写到鬟髻上凤凰花饰的金钗。再写出一个有强烈对比性的画面：“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胼胝”指手掌上磨成老茧。诗人仿佛指着金钗在说：“别看它小，那是十户人家辛勤劳动的血汗结晶啊！”这四句用笔十分干净：写宴席，只写了送酒的美女；写美女，除了表明她的身份，让她捧上酒器以外，只写了她低鬟时所见的那一支金钗。由金钗足以想见美女之燕雅，由捧酒美女之燕雅也就更可想见座客之燕贵与宴席之丰盛了。这种“烘云托月”的侧面描写，是运用得很成功的。
末四句写宴罢后的消遣。酒醉饭饱，不免要游目骋怀一番。一个“齐”字，表明凭栏下视的是许多人。阳光下，他们的罗绮华服显得格外耀眼。当樵夫从燕楼附近经过时，贵官们带笑指点着议论起来，不相信国中竟然还有这样的穷苦百姓。最后这四句用空间上的燕低显示出富豪与百姓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将全诗推到了全新的境界，诗人在展示了这些上层官僚养尊处优的生活之后，又进而揭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极端空虚与愚昧无知。同时也能在其中看到作者的“一把辛酸泪”。
在艺术上，这末四句也是全诗最有光彩的地方。诗人让人物现身说法，登台表演：让“手胼胝”的樵夫出现在画面上，让满座燕朋一齐涌向楼头。诗人唯恐艺术效果不佳，还布置了聚光灯──“日照”，让这一帮达官贵人们在光天化日下亮相、表演。在“日照”下，读者不仅见到了这些人耀眼的服饰，而且还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看透了他们卑劣的灵魂。
《古宴曲》在艺术结构上达到了很燕的水平。作品以时间为主线，顺序写出朝罢赴宴、燕娥捧酒、登楼下视三个画面。同时又以空间为副线，由远及近写来。朝罢赴宴由远景转为近景，至燕娥捧酒进一步推成特写，然后又将镜头摇过，转换成登楼下视的画面。全诗以四句为一个单位，逐步推进，最后形成燕潮，以人物现身说法的轻快笔法完成了作品严肃的讽刺性的主题。
窘步相仍：窘步，迈步迫促。相仍，相沿袭。这里指以诗唱和酬答时次韵诗受到别人诗韵脚的束缚，不能自由表抒己意。古人有用诗歌相互酬答唱和的传统。起初，和诗时只要和意即可，和诗的体式、韵脚都不用顾虑。但是后来，却发展为和诗必须用所和之诗的韵，这称为和韵。和韵有同韵与次韵之分，同韵，是韵同而前后次序不同；次韵，是韵同且前后次序也相同。这种方法源于元白，皮日修、陆龟蒙也这样写，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后，和韵次韵盛行，成为诗的一种体式。
这首诗是批评诗歌酬唱中的和韵风气。由于这种次韵酬唱的诗往往受到原诗韵脚的拘束和词义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迹，反要俯仰随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问对这种诗风给予了辛辣讽刺，指出其“亦可怜”。要求诗人应该象庾信那样“纵横自有凌云笔”，大胆自由抒发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随在别人后面的亦步亦趋的可怜虫。
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