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自从天宝三载辞京还山后，便浪迹天涯，过着游山览水，访僧问道、纵情诗酒的漫游生活，在天宝末年，他在皖南宣州（今安徵宣城）一带，盘桓最久，他为这里的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所迷恋。除了与山翁樵夫、屠沽渔商、隐士逸人相交往外，还常常走观串寺，广与和尚道士交朋友。和李白交游的僧人道士，一般都是些精通佛玄、能诗善文的诗僧、学问僧或有学识才情的道士。此诗中所赠别的“山僧”，即是这样的一位多才多艺、道行高深的名僧。
水西寺是唐代一所著名的寺院。此寺座落在安徽泾县城西。据《江南通志》记载，水西寺建在泾县西五里的水西山上。这里“林壑邃密，下临深溪，旧建宝胜、崇庆、白云三寺。浮屠对峙，楼阁参差，碧水浮烟，咫尺万状。”水西寺是对水西山三寺的泛指。宝胜寺又叫水西奇，白云寺又叫水西首寺，崇庆寺又叫天宫水西寺。历代名人多到此游览，一些游方的僧人也常封这里挂锡访学。李白所结识的这位山僧，就是外地的云游僧，他也和李白—样是到水西寺游访，二人因此才相逢相识。因此，此诗开头就写道：
“何处名僧到水西？”何处，并不表示诗人不知道这位僧人是从哪里来，而是说这位名僧不是此寺的僧人，而是从外地来的客僧。次句是说明这位僧人来自何方和来访的目的：“乘舟弄月宿泾溪”。“乘舟”一作“乘杯”。“乘舟”较为普通，“乘杯”更富有神奇色彩，以“乘杯”为善。既然诗中说的是位名僧，就应该有些传奇本领。传说刘宋时期有一位杯渡和尚，他能乘木杯渡水，无假风棹，轻疾如飞。此处说这位僧人也如同杯渡和尚一样，颇有灵异之气，是乘杯来到水西的。他来这里似乎不是为了学佛练禅，而是“弄月”。即他来泾溪是为了欣赏这里的风月美景。当然，高僧们不一定像普通和尚一样去坐禅诵经，苦苦修练，清风明月，无非禅心，只要有所妙悟，也一样能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这也许就是高僧之所以高明之处。“宿泾溪”，泾溪就是在水西寺旁。不宿寺中而宿泾溪，足见此僧的脱俗之处。
“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云梯。”第二天清晨此僧就与李白告别而去，手携锡杖上山走了。此僧来时是乘舟（或乘杯）顺水路而来，而分别时却走的山路。“金策”即锡杖，“云梯”，指的是山上的磴道。因远观登山，如登梯而上，高入云中，故云“踏云梯”。诗中不说此僧是扛着锡杖，沿着山中磴道攀山而去，这样写太平凡了，而是说他“手携金策踏云梯”，就把此僧的飘然之状，神异之色突现了出来。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这是从山僧站在山顶上的角度，来写他的感觉。仿佛他是腾身云中、离天宫很近，而回看千山万岭，却都在脚下。而更进一层的意思是借此来寓意此僧的佛学修养之高，说他已近佛界三天（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天）中的最高天，而下视尘寰，远在脚下。以此来突出此僧道行的高深。紧接着后—联又顺手拉来历史上两位高僧来与此僧比较：是东晋时的高僧。他精通《庄子》和《维摩经》，常与当时名士殷浩、郗超交往。他为人放浪不羁、善于玄辩。
《世说新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远公指东晋高僧慧远，他博综六艺，尤善老庄，曾与陶渊明等名士三十多人结莲社，谈玄论道，吟诗作赋，颇有风流名士风度。为后代文人所赞赏。此联的意思是：此僧放浪形骸、谑浪口辩，风流名士的派头，足可以与慧远相提并论！李白将他与历史上的名僧相比，更是为了突出此僧的风度和才情。由此可见，此僧还是一位善于谈玄论道、诗酒风流的放浪人物，以致于与他萍水相逢的李白也对他赞赏有加。于此，一个佛学高深，诗酒啸傲，行迹诡异，举止不凡的高僧形象，已从诗中唤之欲出，廖廖数句就刻画出了一位神态飘洒的高僧。可见诗人的技巧之高超。
诗的尾联抒写了诗人对这位高僧的深切怀念。“此度别离何丑见，相思一夜瞑猿啼。”刚刚分别就想着何日能再见面。这样的朋友尤其是在僧人中的朋友，对李自来说不是很多的。“相思一夜”暗寓出李白因相思此友而一夜没有合眼。正是整夜相思不寐，所以李白才会感觉到夜间的哀猿一直在山间悲啼。而这哀猿的悲啼，更增加了诗人与朋友的相思离别之苦。虽然这首诗就在凄迷的夜猿声结束了，但是诗人对朋友的深厚友情，却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上。
此诗是一首七言排律，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一贯不愿受格律束缚的自由浪漫诗人的李白，却用七言排律写诗。李白这首七言排律，也和李白其他律诗一样，有“以古入律”的特点。
这首曲先写了阵雨后西湖上雾气迷潆的朦胧美，接着一条画船由远而近地进入这幅画面，随着画面的进一步推进，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轻歌曼舞的美女，最后将这幅谢安曾游的美景与传说中的仙境相比较，发出“倒大风流”的慨叹。
这首元曲以细致的笔法，描绘了如画的西湖山水。首句由西山雨霁着笔，雨后的西山，密云初收，山坡上逐渐隐现出缥缈的楼台，湖面上隐约显露出点点汀洲。楼台、沙渚掩映在尚未收尽的云烟水气中，令人遐想翩翩。在如同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又引人缓缓行驶的画船。船上的歌姬轻歌曼舞，为西湖增添了声色之美。
写景由远及近，犹如一幅徐徐蕴开的水墨画。然后忽然着一野猿、一沙鸥，猿在山，鸥在湖，既切湖山，又增野趣。在作者的笔下，野猿与沙鸥同楼台、沙洲与美人融为一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结尾写谢安曾经游阆苑的逸事，为西湖增添了几许浪漫和神韵。最后将谢安曾游的西湖和他居住过的东山相比较，用斩截的口语“倒大风流”进一步突出了西湖无与伦比之美。使曲子的意境增添了生机，愉悦人心。
这阕词，给人印象最深的当是它的构思。“云藏鹅湖山”本是极平常的自然现象，但出现在作者笔下，劈头就是“被谁偷了最高山？将谓六丁移取去，不在人间。”山被偷，已是相当新奇，何况又具体怀疑到六丁（道教神名，火神）身上，这就更加生动。一个极普通的题材，经这么一构思，便立觉妙趣横生。上半阕说山已不在人间，这当然是故作的幻想，新巧一些也许并不足怪。可是下半阕说破山被云遮的真象以后，仍然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因为作者同样采取了“直意曲一层说”的手法。本来是云遮山，词中却说“晓云闲”，“特地遮拦”；本来是风吹云散，山岳重现，词中却说“喜得东风收卷尽，依旧追还。”这里，晓云和东风同六丁神一样具有生命，而且如若不去“追还”，山还会再次被偷去。艺术之不同于说教，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具有趣味性的精神产品；人们之所以能从艺术品那里得到娱乐和享受，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有趣味。本篇的作者章谦亨“尝为浙东宪，风采为一时所称，然蕴藉滑稽，不同流俗”（《绝妙好词笺续钞》）。这种独特的个性，帮助作者从人们司空见惯的题材中发现情趣，并用幽默生动的语言表现出来，因而使词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风趣不是艺术的根本目的。艺术美应当是对生活美质的表现。拿这首词来说，它的魅力的根本所在，乃是对“云藏鹅湖山”这一美景的描绘。只是作者的手法过于巧妙，全篇虽然没有正面描写鹅湖山之秀美，但经过仔细品味，你不仅能看到山美，而且还能看到云美。首先，作者在“犹怯春寒”的时节，冒着清晨的凉气去“台上凭栏干”，自然是由于此时的鹅湖山最美。这里作者没有直说山美，但他的情趣与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引导着读者对鹅湖山产生无限的向往。其次，六丁、晓云、东风都是优美的，而设想出的偷、移取、收卷、追还等情节也如神话一样美丽动人。再说，人冒着春寒去看山，不料山却被六丁“偷取”，最后才有东风追还——人、神、云、风形成你争我夺的热闹场面，当然也是因为鹅湖山太美的缘故。最后，字面的表现虽然着墨较淡，但也不是一点没有。比如“与天一样白漫漫”描写无边的云海，就给人以美的视觉享受。再如“春”日的时令，“晓”间的风光，也都使“云藏鹅湖山”显得更美。
辛弃疾闲居期思村时作有《玉楼春》词戏赋云山云：“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西风瞥起云横度，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章谦亨在铅山曾访问过稼轩期思故居。这首词在构思上当受稼轩影响，当然也有他自己新的东西，对照读之，当各知其妙。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