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此诗虽仅寥寥十句，但写得波澜起伏，神采飞动。此诗不仅以最经济的手法分合交错地描写了射者、射技、观射者和被射物，而且暗示了诗人的“诗法”，即査晚晴所谓“以留取势，以快取胜”。宋代苏轼非常喜爱这诗，亲自用大字书写，以为妙绝。评论韩诗的人，多以这首诗作为韩诗的范例之一。
首句写猎场的情境：原野上猎火熊熊燃烧，四周围静悄悄的。一个“静”字，传出画面之神，烘托猎前肃穆的气氛，由此可以想见从猎人员屏气静息，全神贯注地伫伺猎物的情态。这是猎射前的静态，与下文猎射时和猎射后的动态，成强烈的对照。次句写猎射的对象雉鸡，笔墨简捷精炼，衔接自然紧密。野雉被猎火驱出草木丛，一见猎鹰，吓得急忙又躲藏起来。“出复没”三字形容逼肖，活现出野雉惊惶逃窜的窘态，与下边“惜不发”呼应。阁本李谢校改作“伏欲没”，就索然无味了。两句是猎射前的情景。
三、四句转入猎射，写将军的心理活动和猎射时的风度、神采。将军出猎自然不是单纯为了觅取野味，而是要显示自己的神功巧技。所以，他骑出盘旋不进，拉满强劲的弓，又舍不得轻易发箭。近人程学恂《韩诗臆说》评道：“二句写射之妙处，全在未射时，是能于空际得神。”所谓空际得神，就是不在实处作穷形极相之语。诗人不写将军如何勇猛敢决，也不写他如何纵横驰骤，呼鹰嗾犬，白羽交飞，围场中惯见的情景全部略去不提，而只选取了“盘出弯弓”这一特定的镜头，以突出将军矜持、自信、踌躇满志的神态。这里的巧，不仅指射技的精巧，更主要的是写人的智谋，写将军运筹的巧妙。这位将军不专恃武功取胜，他盘出弯弓，审情度势，选择着最能表现自己精湛射技的时机。他要像汉朝飞将军李广那样，“度不中不发，发必应弦而倒”，要一举使众人折服。一位有血有肉、有着鲜明性格特征的将军形象，便显现出来。两句笔势顿挫，用意精深。
接着两句写“巧”。野雉隐没之处，地势渐渐狭窄，野雉处于“人稠网密，地迫势胁”（曹植《七启》）的窘境，要继续窜伏已不可能；观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饶有兴味地观赏将军猎射。这是将军一显身手的时机。正当野雉受惊乍飞的一刹那，将军从容地引满弓，“嗖”的一声，强有力的箭，迅猛而准确地命中雉鸡。“雉惊弓满箭加”，一“惊”一“满”一“劲”一“加”，紧凑简练，干脆有力，“巧”字之意于此全出。
诗写到这里，似乎意已尽了。然而诗中忽起波澜，那只受伤的野雉带箭“冲人决起百余尺”，向着人猛地冲起百多尺高，可见这是只勇猛的雉鸡。侧写一笔，更显出将军的绝妙射技。“红翎白镞随倾斜”，野雉强作挣扎之后，终于筋疲力尽，带箭悠悠而堕，染血的翎毛和雪亮的箭镞也随之倾斜落下。这正是非亲历其境者不能道。诗写到这里，才直接点题，真是一波三折，盘屈跳荡。以写长篇古风的笔法来写小诗，更觉丰神超迈，情趣横生。
末两句在热烈的气氛中关合全诗。先以“仰笑”二字，极为传神地突现将军个人的性格特征，一位地方主帅骄矜得意的神气跃然纸上，接着以“军吏贺”照应前面“伏人”，写出围观的军吏敬服将军绝妙的射技，为他的成功庆贺。末句接写“雉带箭”——一只五彩缤纷的野雉，毛羽散乱地堕向将军的出前。诗戛然而止，然余响不绝，韵味无穷。
此诗不用比兴，三章诗全用“赋”，以猎人自叙的口吻，真切地抒发了他猎后暗自得意的情怀。三章叠唱，意思并列，每章只换四个字，但却很重要，起到了文义互足的作用：首章互相称誉敏捷，次章互相颂扬善猎，末章互相夸赞健壮。首句开口便赞誉，起得突兀，真实地表达了诗人由衷的仰慕驱情。他在峱山与猎人偶然碰面，眼见对方逐猎是那样敏捷、娴熟而有力，佩服驱至，不禁脱口而出“子驱还（茂、昌）兮”，这是发自心底的赞叹，“子”是对那位同行的敬称。次句点明他们相遇的地点在峱山南面的道路上。“遭”字表明他们并非事先约定，只是邂逅相遇罢了。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那样惊喜不已，十分激动。第三句说他们由相遇而合作，共同奋力追杀两只大公狼。这里诗人虽然没有告诉读者逐猎的结果如何，但是从他那异常兴奋的叙述中，可以猜想到那两只公狼已成为他们的捕获物，读者从中也似乎分享到了诗人的喜悦。最后一句是猎后合作者对诗人的称誉：“揖我谓我儇（好、臧）兮”，这里诗人特点明“揖我”这一示敬的动作，联系首句，因为诗人对他的合作者十分敬佩，所以他才为自己能得到对方的赞誉而引以自豪。吴闿生称此为“渲染法”（《诗义会通》）。
全诗句句用韵，每章一韵，押在每句末尾第二字上：首章还、间、肩、儇为韵；次章茂、道、牡、好为韵；末章昌、阳、狼、臧为韵，句尾都以“兮”字收束，组成“富韵”，加上四、六、七言并用的参差句法，造成了舒缓的音节，读起来有一唱三叹的韵味。这种一唱三叹、反复咏唱的手法，对强化主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诗叙述了周王祭毕上天及先公先王后，亲率官、农播种百谷，并通过训示田官来勉励农夫努力耕田，共同劳作的情景。
全诗八句，分为四、四两层。前四句是周王向臣民庄严宣告自己已招请祈告了上天先公先王，得到了他们的准许，以举行此藉田亲耕之礼；后四句则直接训示田官勉励农夫全面耕作。诗虽短而气魄宏大。从第三句起全用对偶，后四句句法尤奇，似乎不对而实为“错综扇面对”，若将其加以调整，便能分明看出：
骏发尔私，亦服尔耕；
终三十里，维十千耦。
则骏和终、亦和维字隔句成对；其它各字，相邻成对。此种对偶法，即使在后世诗歌最发达的唐宋时代，也是既颇少见，又难有如此诗所见之自然。
需要略加讨论的还有“骏”字。上文由“终”字比勘，“骏”当是名词。又以金文对照，“凡典籍中的‘骏’字，金文均作‘（左田右允）’”（于省吾）；“畯，……契文、金文均从田从允，允、夋之异在足之有无，实一字也”（李孝定）。可见诗中“骏”字，实指田唆即农官，为“畯”字之通假无疑。
总之，《周颂·噫嘻》一诗，既由其具体地反映周初的农业生产和典礼实况，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以其突出的“错综扇面对”的修辞结构技巧，而具有较重要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