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第一则
评论诗词以境界为最高标准。一首词如果有境界，自然显得格调高迈、超逸不群。这也正是五代和北宋期间的词之所以独到绝妙的地方啊。
第二则
从词人的表现手法上看，境界可以分为“造境”和“写境”两种，这也是西方“理想派”和“写实派”得以区分的缘由。但两种境界比较难以分别。因为大诗人通过想像所构造出来的境地，是一定要与现实生活相符的；而通过写实所描摹出来的境地，也必定是接近于理想化的。
第三则
从创作的主体关系上看，境界又可以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譬如：欧阳修《蝶恋花》词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之句、秦观《踏莎行》词中“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都是属于“有我之境”；而陶潜《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元好问《颍川留别》诗中“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之句，则都是属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站在作者本人的角度去观察认识事物，借物抒怀，所以事物全部显现出作者本人的色彩。“无我之境”则是站在事物的角度去观察认识事物，物我两相忘，最后都分不清哪里是作者，哪里是事物了。古人作词，一般写“有我之境”的比较多，但并不是说就没有人能够写“无我之境”，这在豪迈杰出的人当中自然能够得到完成。
第四则
要写“无我之境”，词人只有在超脱世俗、散淡静谧的心境中才能得到。要写“有我之境”，词人却必须是在强烈情感的动态作用下，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去抒发才能得到的。所以，前者显得优美，后者显得宏壮。
第六则
我们所谓的“境”，并非单指景物一种，喜怒哀乐，也是人们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的，就叫有境界；否则就是无境界。
第七则
宋祁《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句子，仅仅是使用了一个“闹”字，整首词的境界就全都出来了。张先《天仙子》词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句子，仅仅是使用了一个“弄”字，整首词的境界也就全都出来了。
此诗开篇即写大堤。大堤东临汉江，春来堤上百花盛开，堤下绿水溶溶。一个“暖”字复盖着江水、江花和岸上的千家万户，自然这其中也有遍历名山大川远道而来的李白。这里，“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李白《襄阳曲四首》其一）；“水绿沙如雪”（其三）。触处生春，不禁撩动人的多感心怀。所以这个“暖”字又有很重的感情分量。于是自然地转入下面的抒情：“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旧时以“佳期”指男女的约会。《九歌·湘夫人》：“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王逸注：“佳，谓湘夫人也。”约而不得见，因此“泪向南云满。”晋·陆机《思亲赋》云：“指南云以寄钦，望归风而效诚。”陈·江总《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云：“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陆云《九愍》：“眷南云以兴悲，蒙东雨而涕零。”南云、归风、东雨，本是寄兴之作，后人引申为思亲和怀念家乡之词。这里似用前人诗意。不过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此诗与李白《寄远十二首》其五诗只前三句文字不同，该诗云：“远忆巫山阳，花明绿江暖。踌躇未得往，泪向南云满，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写所思之人在巫山，巫山在襄阳南，故云“南云”。李白两次漫游都到过湖北，这位念远之人，可能就是他自己。但也不妨看作是泛指。旧时襄阳，不仅为商业重镇，且为南北交通要衢，往来伫足人多，送往迎来的人也多。李贺《大堤曲》便说：“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那么，思乡念远的实不止李白一人。
望南云，热泪盈睫，“佳期”既误，结果只有寄情于梦。可是“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从岑参的“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春梦》）的希望终于得在梦中实现的欣然快意，到张仲素的“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春闺思》）的梦后仍未能忘情，梦中相会，确实给了人们无限安慰。如今却是由于春风无情，吹破幽梦，使人不能长在梦中相会。古乐府《子夜春歌》：“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与此两句含意相反，而遣词造语上却不无影响。“散”一作“断”。断，截断，折断。杜甫《哀王孙》：“金鞭折断九马死。”给人一种戛然而止的意象。散，表示逐渐散开，逐渐远去。“吹”而“散”，则梦在脑海中是一点一点淡化，最后无影无踪了。“梦”之于人，事实也是这样。“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李白《春思》）微露谴责意。这里说“春风复无情”，“复”者，又也。“无情”，已令人难堪，何况其“复”！表面上不见怨意，实际怨怀尤深。这个“复”字上与“泪向”紧相呼应，下启结束二句：“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眼中人”指所思者。佳期误，梦魂散，音信断。这一连串的打击，岂不令人黯然神伤!这种境况，在不少诗人笔下是会写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但李白表现得“雍容和缓”（朱熹语），神清骨秀，正是“幽秀绝远俗艳”（《唐宋诗醇》）的。
这首小诗意似直述，笔实曲折：先地点，后时令，从一个“暖”字中暗传出春来人的感情的跃动。接下六句，情思绵绵，直至尾句。“佳期”二句，似见离乡远别的客子伫立大堤上，目送南天云彩，魂为之销。“春风”二句折回，此情此景，似是“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那也许是“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韦庄）吧?诗人没有说，妙在可引起读者种种揣想。意味隽永。最后结以“天长音信断”，更觉余味无穷。楚天辽阔，百花竞放，百鸟争喧，雁鸣晴空，人却是别一番心情。此刻，“断”者，音信也；而情，不仅未断，却更绵邈无尽了。天才纵逸的李白，即使从这首短章中，也可看出它的情深意远，婉转流丽，完全超脱六朝乐府的“轨辙”，而使“古今诗格于是一大变”（胡应麟《诗薮》外编）了。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永州地处江南，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春天的到来，自然要比长安早，“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地季节，带给人们的是勃勃的活力，盎然的生机。作者写早春，用早春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对未来的希望。然而“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春天是美好的，可惜作者被贬在永州，有家也回不成，是“软禁”在这里，是一个“不自由”之身，因此，他借春风来寄付自己的思乡情，借春风来把希望带回故乡，恳切希望春风把自己带回故乡。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是一场“春梦”啊。再美好的春梦，也会破灭的。作者写“思乡”是写在早春里，这是这首诗构思最新颖之处。这种思乡之情，不是在夜深人静，是由寂寞引起，也不是在“佳节”因孤独涌现的思念，他是在大地复苏，春意浓浓，热闹忙碌的早春中“思乡”，这种思乡之情就更浓更深了。
这首诗最后一句“殷勤入故园”，“殷勤”一词，它写出了作者浓烈的思乡情，写出了作者殷切的期盼，写出了作者的怨愤，它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中心所在。爱与思，期盼与厚望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感情，大概是他到永州之初最强烈地一种情感。作者的这首五绝诗情味蕴藉，构思新颖，目景入情，笔随意到，语言通俗明白，主题单纯，但是表达的情是复杂的，在浓浓的思乡情中，也表达了作者不可释怀的心态，爱怨交织的复杂感情，有着浓烈的诗趣，堪称以少胜多的杰作。所以读者欣赏这首诗时，一定理解把握这种复杂的感情，理解早春中的思乡是别有一番情意。这也是柳宗元文中所特有的“淡泊中的至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