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分六层，先写游沿途的自然美景，再写路途上悠然心态、艰辛、喜悦与旷达胸怀，最后表达回朝无望的意愿。全词富含浪漫主义情怀，是词人纪游的得意之作。
开头写出游沿途的自然美景。先写路线：“出临皋”——“历黄泥之长坂”——“走雪堂”；再写景色：“大江”“左缭”，“云涛”“舒卷”，“草历层累”，“柯丘”“葱蓓”。可谓草历含情，江山多娇。
第二层，写路途上“徙倚”“盘桓”的悠然心态。“旦往”“夕还”，时而徘徊，时而不前，景色虽美，不可停息，“娱余于一眄”就算满足。可谓无拘无束，悠哉游哉。
第三层，写此次游时的潇洒风姿。“幼好”“奇服”，“老更变”“自哂”，“惊俗”“来患”；“释宝璐”而“被缯絮”，与“杂市人”“无辨”。可谓奇装异服，一道独特风景。
第四层，以双关语写路途上的艰辛、喜悦与旷达胸怀。路远“莫往来”，守一席之地“而穷年”，我只好随意迈步“而远览”。走啊走啊，路走到了尽头而“旋反”。值得欣慰的是： “朝嬉黄泥”“白云”，“暮宿雪堂”“青烟”；鱼鸟不惊，樵夫倨傲。可谓天人合一，物我相忘。
第五层，写黄泥坂上狂醉及其超然的浪漫情调。词人在进退维艰之际，只好歇脚黄泥坂，对酒当歌。初饮时，“被酒”所醉，边走边唱；继而烂醉， “放杖”仰卧；再则身不由己，便以“草为茵”，“块为枕”，进入梦乡，享受“华堂”“清宴”之清净美；进而“坠露”“湿衣”，映衬着“团团”“素月”。待到乡亲父老唤醒，险些被牛羊践踏。可谓一醉忘百忧，非常浪漫。
最后一层，抒发游黄泥坂之幽情，表达自己回朝无望的意愿。东坡精神一振，起而高歌：月明星稀，迎余饯归。年岁已终，草历枯萎。归来归来啊，“黄泥不可以久嬉”。言外之意，怀古伤今：昔日孟德，雄风何存？归来渊明，是我前生。
这首词系词人出游高峰年的纪游的得意之作，充满了悠然、潇洒、旷达、超然的浪漫主义情调。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诗首联点明作者立身于百战之地，沿山布列的古老营垒相继点燃了烽火，它们连成一片，烧红了半边天，描写了激战后的战场情景；新筑的城仿佛摇摇欲坠，因为阵阵雷鸣般的号角声在震撼着大地，表明元军虽遭失败，但元气未伤，仍在激烈反扑。“新城”暗示此地最近就有过拉锯式的争夺，城池随坏随筑。此联开首即点出“古戍”题目，并用对仗写出了雄浑悲壮的气势。
颔联则用想象抒写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在九州大地上至今仍然虎豹横行，相互吞噬；四海之内，还没有一块土地恢复农事。“虎豹”指割据的群雄。“未桑麻”指人民不能从事生产。
颈联则实写眼前寥落的景物：原野的空旷使天空显得格外高远，天边淡云与衰草相接；江面空荡荡的，只看见岸边白雪覆盖不匀露出来的沙滩。向读者展现一个疑问，人烟、舟楫、村市都哪里去了呢？二、三两联一虚一实，写出了作者及广大百姓对战乱的深恶痛绝。战火纷飞，万物被摧毁，但天地间生命之力毕竟是顽强的，严冬过后一定还是春天。
所以尾联说：在这一片肃杀惨淡的空旷中，仍不时可见野火烧不尽的腊梅花，从草中，雪下，石畔冒出，那一派生机不正是未来的希望么？结尾表示作者对战乱过后新的太平世界的出现充满信心。
诗中诗人看到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悲凉，但作者并没有失去信心。诗人应朱元璋征召以后，感其厚遇，竭忠尽智，很有作为，曾使朱明政权几度转危为安并最终统一天下。朱明王朝的初期实现了作者“四海合一，万民乐业”的理想。
这首诗前四句描绘出一幅战争连绵未断、民生哀声遍野的景致，写出了国运艰难，人民疾苦。接着四句承上启下，揭示出最严重的时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流露出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民生艰难的忧愤。接着八句称赞友人见识卓绝、正直无私，实则揭示封建官吏“盗贼本王臣”的罪恶本质。末四句写诗人用友谊来勉励友人要为民谋福，友情与忧国忧民之情糅合一体，寄予美好的祝福。
首段以八句为序，前四句为第一层，勾勒出一幅战火不断、百姓疾苦的画面，突显国家命运的艰难，着重关注人民的苦难。十载战乱，连绵不绝，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令人民痛苦不堪，哀鸣声遍及乡野。这层描绘了时局中人民所承受的痛楚。然而，这场战争乃是捍卫统一的正义之战，因此尽管人民受苦，诗人并未过多谴责战争，而是真实地呈现，为下一层写作铺垫。随后四句组成第二层，揭示了严重的弊端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源头：“庶官务割哀，不暇忧反侧”。这指出了最根本的弊端，描绘了贪官污吏的残酷行径，无视人民生死，恣意索取，苛捐杂税成风，导致百姓不安。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人民生计的愤怒，情感深厚，“贤者贵为德”与“庶官务割哀”构成鲜明对照，从而为上文提供了支撑，也为下文的展开作铺垫。。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韦生富春秋，洞彻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诗人赞颂友人智慧博学，洞悉事理，身为地方官员，喜欢看到清正的政策执行。“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剖析了权贵滥权的丑陋，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认可，期望他能整治弊政。而“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二句，则展示了诗人推崇的政治理念，呼吁先铲除害群之马，以拯救国家的弊病。这段文字通过表彰友人的品德和智慧，转而呼唤他为改革政风、扶正祸乱的重任，凸显了诗人希冀友人能够斩草除根、治理腐化的决心。
最终四句归入第三节，融为一体：“挥泪临大江”，仿佛大江奔流之势，诗人的泪水涓涓而下。“高天意凄恻”，宛如高远的苍穹，蕴含着深沉的凄楚情感。这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关怀，如同天地广阔一般，贯穿全篇的情感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示。同时，这挥泪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离情，更包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和国家的兴衰。“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写出了诗人利用友谊来勉励对方，希望韦讽此去不断的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诗人的友情和忧国优民之情糅合一体，水乳难分、似漆如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