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夸刀镊工虽寄迹于刀镊，却是位“怀珠玉”的“市隐”。颔联写刀镊工自得其乐的超脱和潇洒。颈联写隐者的职业特征，照应首句“市井怀珠玉。尾联用人们熟知的冯驩和嵇康的典故，赞扬刀镊工的人品。这首诗虽多处用典，而格调清新，音韵铿锵，人物描写生动形象，十分可爱。
首联即夸刀镊工，他虽是“市井人”，但俗的是他的外装。“怀珠玉”是用《老子》的话：“知我者稀，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据王弼注：“谓圣人之道足于己而不形于外也。”《参同契》也说：“被褐怀玉，外为狂夫。”黄庭坚根据这些看法，给刀镊工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把金玉本质隐藏起来的“市隐”，这种人是难于逢遇的。
颔联“乘肩娇小女”两句，描写刀镊工善于生活，据黄庭坚的见解，由于刀镊工有道，具有了高超的人生境界，虽处“低贱”下位，安于劳动平淡生活，不贪慕挣多余的钱。只要最低生活足够，把他的小女儿搭在肩上，簪花微醉，自得其乐，因此胸襟异常超脱和潇洒。
颈联“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是说刀镊工的行业，“霜刀”指刀镊工用以整容谋生的主要工具，刀经过磨洗，白亮如霜，替人整容完毕，还得要顾主对镜检查，发表意见，直至满意为止，工作是够麻烦的，服侍人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低下”的。
尾联“时时能举酒，弹镊送归鸿”，咏叹刀镊工在每日工作完毕，还能略喝点酒，微醒之后，还能弹镊作歌，此暗用《战国策·齐策》冯驩的故事，“送归鸿”化用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句子，用战国时的冯驩和三国时期的高士嵇康来比喻陈留刀镊工的人品，可见黄庭坚对他的景仰。
全首共四十个字，没有一个生僻的字，首联即揭出陈留隐者的高风，颔联用“乘肩娇小女”勾勒出一幅平凡却怡愉自适的隐者的画面，颈联紧接颔联，举出隐者的职业特征，同时也阐明了首联的“市井怀珠玉”，结构严谨，首尾呼应一贯。尾联虽用了两个典故，但为人所熟知，一反黄庭坚造句生瘦，喜在小说、佛书上找寻生僻典故的诗风。全诗格调清新，音韵铿锵，是他的集子中较好的作品。
这是香菱所作的第三首咏月诗。
经过前面一番艰苦的探索之后，香菱终于摸到了做诗的门径，因此此诗一出，就顿放异彩，成为一首具有真正艺术美的作品。诗的首联起句就显得气势不凡：“精华欲掩料应难”，表面上言浓密的云雾终究难以遮盖纯净皎洁的月光，实则暗示象香菱这样才情横溢的女子总有一天会脱颖而出，从而传达了学诗必能成功的坚定信念。次句把月亮形象与诗人的身世紧紧的联系起来，咏月而又咏人，两者水乳交融。“影娟娟”写月亮修美的外形；“魄自寒”，指月质清寒的特性。犹如香菱姣好的容貌中深藏着一颗凄凉又寥落的苦心。这位精华灵秀所钟的薄命女儿，却不幸沦落为粗鄙陋俗的呆霸王薛蟠之小妾，她痛苦的泪水永远是流不远的。因而这种顾影自怜的幽怨之情调，便在诗的颈联中委曲的道出：“一片砧声千里白”，以“一片”与“千里”对举，让“砧声”与“皎月”浑融，既写出了地域之广远，又道出了愁思之绵长，而且这种愁思，乃是由砧声（即妇人们在月夜中的捣衣声）所引发的。这里隐曲地传出达了香菱对远在江南的丈夫薛蟠的思念之情，因为薛蟠虽然与她并无谐和恩爱之情份，但从名份上来说，他毕竟还是她的丈夫，何况香菱除了他以外，并无一个亲人。接下的“半轮鸡唱”一句，仍然以景托情，则此时因见时光流逝而尝尽了不眠滋味的这位女诗人，便把满怀的愁绪，一腔的心事，尽托付这默默无言的半轮残月中，使客观的“月”与主观的“情”得到有机的融合，达到了诗美学上所谓“不隔”的艺术境界。
诗的颈联又在境界上作深一层的开掘，让这种深沉的哀愁扩散开来，使之具有更有为普遍的意义：同一个凄清的月夜，不知有多少身穿绿蓑的游子漂泊江上，因闻笛声而垂涕；又不知有多少红袖佳人徘徊楼头，倦倚栏杆而出神。因而这月夜中的愁思，就不仅是属于香菱本人的，也还是属于千千万万个与香菱有着同样的遭遇的伤心人的！这乃是一种亘古至今游子思妇所共有的绵绵愁恨！
诗尾联归结为无可奈何的感喟：“博得嫦娥应借问：何缘不使永团圆”？嫦娥因偷食长生不老药而不得不飞升登上月亮，与她的意中人后羿永远分离，想来她孤独凄凉的心是和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故此处借嫦娥的一问，就问得新奇且意趣，并且诗的句意既做到曲折又能紧扣诗题，笔法老练而又寓意遥深。在小说中，众人评这首诗曰：“新奇而有意趣”，就不是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辞。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