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三句，想象奇特而瑰丽，落笔颇为不俗：近在咫尺的屏风，在迷离中居然看成像天般遥远。一实一虚，一近一远，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对情人远别的怀思。“十洲”，是仙人所居、人迹罕至之地。托名为汉东方朔撰的《十洲记》载，在八方大海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词中例以美人为仙，美人所居为仙境，暗指所思念的人的居处。十洲是仙灵境界，凡人无法到达，只有在梦中才能前往。梦醒后，看到屏风上画着的山山水水，犹疑是梦中所历，更写出梦境的虚幻和醒后的怅惘，真是妙有远神，令人掩抑低徊不已。歇拍两句写美人手执着写有无限水春心事的红笺准备寄给情人书信，此二句把寄人的红笺与十洲的残梦联系起来，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境界，表现了词人苦恋的情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下片是对往事的回忆，写抒情主人公曾无聊地独倚高楼—— 正在两人分别的水边，面对着辽阔的千里江南之地。这里所写的不是昔时相聚的欢娱，而是别后的思念，脱出词家惯常用的上下片对比的手法，感情便越觉沉厚。结拍两句，进一步写倚楼时的怀思。此处着意在“分流”二字。古乐府《白头吟》：“蝶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以水东西分流，喻人们一别之后不再相见。人倚高楼，念远之泪却滴向楼下分流的水中，将离愁别绪与怀人立情抒写得深婉曲折而又缠绵悱恻，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淮夷在淮北，以徐国为主，故平淮夷也即《大雅·常武》所说之征徐国。因为此次伐淮夷，宣王亲征，驻于江汉之滨，召公的受命、誓师、率师出征俱在此，所以诗的前二章均以“江汉”为喻，借长江、汉水的宽阔水势，喻周天子大军浩浩荡荡的气势。也同样因为天子亲征，故曰“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意思是天子到此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平定叛国。这几句前人未能明其深意，故或以为作为一个受命出征的大臣这样说有些多余。关于开头二句，王引之、陈奂都以为当作“江汉滔滔，武夫浮浮”，“浮浮”为众强之貌。这样与《风俗通义》引作“江汉陶陶”及《小雅·四月》“滔滔江汉”之语皆相合，其说颇为有理。
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尹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故诗中以“经营四方”一句，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盖因与淮夷作战为召伯之事，召伯不能自己夸耀自己的武功。以下由“告成于王”引起对赏赐仪式特别是宣王册命之词的纪述。由“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以看出一个打算有所作为的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由“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见其对朝廷老臣说话时恰如其分的谦虚和鼓励的语气，通过表彰召康公的业绩来表彰召伯虎，并激励他再建大功。第五、六章写宣王对召伯虎赏赐规格之高和召伯虎的感戴之情。全诗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作结，表现出中兴君臣的共同愿望。
诗中有些句子看似语意相似，其实却表现了不同的意思。如第一章“匪安匪游，淮夷来求”等，出于召伯之口，是说：宣王不求安乐，而勤劳于国事。第三章“匪疚匪棘，王国来极”，出于宣王之口，则是说：不是要给百姓造成骚扰，也不是急于事功，四方都必须以王朝政令为准，这是大事。第二章“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同样表现了臣子对天子的体贴。而第三章“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则出之周王之口，体现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召伯虎救过太子静（宣王）的命，又扶其继位，辅佐宣王化解宗族矛盾，和合诸侯，平定外患，其功盖世。然而，正因为这样，他更要注重君臣之礼，以身作则地维护周朝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度。这首诗就表现了老功臣的这样一种意识。
这首诗前四句描写蓼花似火，绽放在水上，水鸟划过水面，惊得鱼儿上下穿梭，在这充满动感的背景下，千万顷的荷花绽放在水面之上，与满池荷叶红碧相间。最后两句想象荷花如同孙武当年斩落的宫女头颅。全诗写景雅致，想象奇特。
诗的前四句描绘了一幅美丽雅致、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蓼花似火，绽放在水上，蘸入水中的，红色亦不改；水鸟划过水面，惊得鱼儿上下穿梭。就在这显示着大自然美妙与神秘的、充满动感的背景下，千万顷的荷花烂漫夺目地绽放在水面之上，与满池荷叶红碧相间，与千顷碧波相映生色。
诗人把荷花写得无限妖饶，充满生机，但是最后两句的想象，却充满了血腥和不祥：“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诗人实在无法表达内心深处对荷花的独特感受，于是生发出一个兵家典故：孙武斩吴宫女。这个典故出自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诗人把荷花比喻成孙武当年斩落的宫女的头颅。用“佳人头”作为诗歌意象来形容莲花的鲜艳、娇美，前所未有。这个比喻险怪、冷艳，带有几分杀机，包含着一个附庸国国君潜意识中的不平之气。不过如此一来，如火的蓼花映照下的水面则宛若一池血水，难怪当时人们都认为此诗不是吉兆。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