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抗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是不是就可以解成“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很多墓田”了呢？难道我们竟没有体会出诗人说这句话时无限悲凉的口吻吗：“（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那些可都是死去的人啊！）”这样解就丰满得多了。下面人景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墓地多，自然来祭扫的人也就多了：“清明祭扫各纷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各”指每家祭扫每家的毫不相干，“纷然”则指人数众多。那么既然人数众多，何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呢？难道不会出现相互帮助、相互劝慰的场景吗？须知道，人们一般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互不搭腔，就是已经痛苦难过到了极致，以致习惯成自然，各自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两句，诗人走上前去，镜头拉近，细节刻画物景与人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字面上很好说，就是说冥纸成灰，灰飞漫天，好似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泪，泪滴成各，仿佛红色的杜鹃。可为什么要以纸灰作蝴蝶，泪各作杜鹃，而不是旁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美丽的神话中有庄周化蝶、杜鹃啼各的范式。那么就清楚了：原来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啊，冥纸当然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的，相思要怎么样来表达才最恳切，总不至于老是“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一类的吧，这样就浅薄了。“我”要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想得都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各啊！这种震撼力，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承接上句，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出句当然是虚景，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不过是说，一天的祭扫结束了，日薄西山，人人各自归家，但“我”知道，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那便是狐狸。你凭什么这么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竟连“狐死必首丘”的道理也不懂吗？你们这些人，祭扫之时哭哭啼啼，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狐狸却不同，它们始终对同伴、对“家庭”忠诚无二，即使死了，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真是“狐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晚上回到家来，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酸，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是那么天真无邪，可是终归要长大，终归要衰老，终归也要死去，这是天命所在，是多么得令人遗憾，令人神伤。你看，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是不是吃了一惊，短短十四个字，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且皆为感人心魄，发人深省之语。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人要总结了，也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应当说这是比较易见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常态，就是及时行乐。我们读到这里，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里那么成系统地高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者会更直接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但果真如此简单吗？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并未区分与判断抒发及时行乐思想究竟是已臻化境，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故作旷达，这一点是极重要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就高翥这首诗而言，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了，可见他对这个世界是何其留恋！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可见欲望能使人丧失本我，渐成依赖。
原本下面该是艺术手法的分析，因又要涉及理论，与我想要表达鉴赏的最初的心理流变旨趣不合，故略去。高翥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作家，且为宁波人，可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我近来研究的楼钥有偶合之处。
1、人对人倒常常是这样的。最终还是要凭实力决定一切的。
2、有时候知道的东西多了,成熟了,反而唯唯诺诺,害怕很多事情,没有勇气了,其实是赞赏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的.
3、小儿因“痴”不畏虎，“虎亦寻卒去”。这样的稀奇事引起作者思考。他获得的结论是：“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惧之人，威亦无所施欤!”从这一启示说开去，对所有的艰难困苦，挫折磨练，不也应该如此认识吗？望而生畏，自伤锐气；无所畏惧，成功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