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黄琼书》是东汉大臣李固所写的一篇书信，为规劝其友黄琼识时应征，“辅政济民”而作。汉顺帝永建年间（126），屡次辞谢征召的黄琼又被朝廷征聘，当走到纶氏（今河南省登封县），忽称病不行。李固向来仰慕黄琼，遂写了这封催促他赶快来洛阳的信。文章先从立身处世着笔，劝导黄琼为人应介乎“隘”与“不恭”之间，指出若要“辅政济民”，当今正是时机，用以激励黄琼。接着用“峣峣者易缺”六句说明声望太高容易降低，名声过大实际才能就很难相称的道理。并以鲁阳樊君的行事，证实“峣峣者”的“易缺”，“皦皦者”的“易污”；又用胡元安等人的实例申说了“盛名之下”往往是“其实难副”，告诫黄琼要有自知之明。最后以恳请对方速赴洛阳任职，彻底洗刷“处士纯盗虚声”的愿望作结，点明写信的用意。全篇既有婉而讽的规劝，又有发人猛醒的鼓励。行文多用侧笔和假设猜测的语句，委婉曲折，动听感人。黄琼后来到洛阳任议郎，这封信起了推动的作用。
全书以自然段落明显地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敦促黄琼应征；后一段是表示对他寄以厚望。两段的意思虽都是为了劝黄琼出来为时局效力，但并非一味催逼；而且在劝勉中带有婉转的告诫。
第一段给黄琼摆出了两条出路：要么你彻底隐居，不问人事；要么你就必须在没有尧舜之君的“乱俗”中作辅政济世的志士。这段里隐隐地含着一点“激将法”：如果你要“拟迹巢、由”，本不该应征上路；既然上了路，说明你是动了用世之心的，就不该中道托病不进。不进，无非是对时局的混乱有所顾忌；而如果政治清明，天下大治，就不需要志士了，这样的敦促就要比一味催逼有鼓动力得多。
第二段的告诫意味更为浓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仅是对已经征辟的那些人的评骘，而且也带有给予黄琼以激励和促其警惕的含义。说得直白一点，这段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是虚声盗名之士（当然李固认为黄琼并非这样的人，否则他就不写信敦促了），那末你不出来也罢；如果你要出来，就应该真正有所作为，以事实证明“名下无虚士”，为国家建功立业，以堵“俗论”之口。那时“纯盗虚声”的人太多了，李固虽久慕黄琼，但由于前此那些名实不副的名士的教训，在黄琼尚未有宏规远谟的表现以前，李固也不能不怀着惴惴不安的疑虑。因此，这一番历数以前征辟之士的不孚人望的事实，是他感触良深的真实心情的透露，既是一种隐约的告诫，仍然也带有“激将法”的味道，不过表达得曲折婉转而已。
上片，写老渔翁在冰天雪地中垂钓。首句化用柳宗元的《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两句。“箬笠但闻冰散响，蓑衣时振玉花空。”斗笠上只听见雪弹子敲打的声响，蓑衣上不时抖落堆积的雪花。“箬笠”“蓑衣”勾勒出钓翁雪天垂钓的外在形象，函面简约，意境空灵。“冰散响”描写轻细的声音，衬托出环境的寂静、钓翁的宁静。钓翁“时振玉花空”的动作，衬托出钓翁的凝定。“但”字写出了钓翁的心无旁骛。“图画若为工。”展现在眼前不是生活图景，简直就是一幅画，极言其美感。
下片写渔家乐。天色已晚，渔翁消失在淡淡的云烟中。小岛上的竹篱茅舍就是渔翁的家，他钓满一篓鳊鱼和鲫鱼归家后，听到的是一片儿童的欢笑。“云水暮，归去远烟中”渲染环境的高远空旷，暗示钓翁生活的闲适自在；“茅舍竹篱依小屿”，描写钓翁生活的简朴与环境的清幽；“缩鳊圆鲫人轻笼”流露出钓翁生活的自得之情；“欢笑有儿童”凸现了钓翁生活的温馨和欢乐。
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不得志的李纲看到渔翁简朴自在的生活时，他应该也想过“独善其身”吧！但无论多难，他都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坚持，直到与这个世界决绝。柔美婀娜的柳丝固然给生活增添了诗意，但世上如果没有坚挺的胡杨，这份诗意也将荡然无存。李纲，就是那坚挺的胡杨，民族的脊梁。
文章的宗旨是显下易见的，不是暴露“礼”的崩坏，下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礼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曾参是以身护礼的典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以曾参为榜样，那是迂腐至极的。但抛开曾参所守“礼”的内容，他那种严于律己，知错必改的精神，也是令人感动的。“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将“德”的内容以新易旧，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名言。
临终易箦，对于曾子来说，不过是其一生中最微乎其微的生活细节，下这个细节正是回光返照中一道耀眼的闪光。《礼记》的原创者，对于这个细节做了简洁下生动地描绘。虽用字不多，但侍疾的场景具体，人物的情态毕现。尤其是童子童言无忌，口无遮拦;曾参表态坚决，语重心长，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要更换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符的床席，乃至在更换床席的过程中死去，表现了曾子恪守礼法的坚定信念，更体现儒家礼法至上的观念。这是一个极端的“克己服礼”的事例。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