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
这是韦应物晚年，任苏州刺史时所作。
此诗可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层为开头六句，写宴集的环境，突出“郡斋雨中”四字。兵卫禁严，宴厅凝香，显示刺史地位的高贵、威严。然而这并非骄矜自夸，而是下文“自惭”的原由。宴集恰逢下雨，不仅池阁清凉，雨景如画，而且公务骤减，一身轻松。
再加上久病初愈，精神健旺，面对嘉宾满堂，诗人不禁喜形于色。寥寥数句，洒脱简劲，颇有气概。
第二层为“自惭”以下四句，写宴前的感慨。“自惭居处崇”，不单指因住处的高大宽敞而感到惭愧，还包括显示刺史地位的“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等因素在内，因为这些更使韦应物感到了自身责任的重大。
当然，“未睹斯民康”——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触发他“自惭”的最为直接的原因。诗人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出发，自觉地将“斯民”之康跟自己的华贵、威严及“居处崇”对比，这是很自然的。他以前早就说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和“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等语，把自己所得俸禄与农民的辛勤劳动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无功受禄而深感惭愧，深感不安，这种深刻的认识，来自他历年担任地方官所得到的感性印象。
但是又将宴饮享乐了，解决这种心理上的矛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老庄思想了，于是，“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会老庄之理而遣送是非，达乐天知命之性而忘乎形迹，用这种思想去麻痹自己，可以暂时忘怀一切，心安理得地宴集享受，不必再受良心的谴责。韦应物亦不能免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病。
第三层为“鲜肥”以下六句，写诗人对这次宴集的欢畅体会。这次宴会，正值禁屠之日，并无鱼肉等鲜肥食品上桌，而是以蔬果为主。这说明与宴者的欢乐并不在吃喝上，而是在以酒会友、吟诗作赋上。诗人得意洋洋地说：“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他一边品尝美酒，一边倾听别人吟诵佳句杰作，满心欢快，浑身轻松，几乎飘飘欲仙了。
第四层为最后四句，盛赞苏州不仅是财赋强盛的大藩，更是“群彦今汪洋”的人才荟萃之地，以回应题目上“诸文士燕集”的盛况。
这首词上片写景，即描写浮云楼的欢乐气势。其中的“朱阑共语”，“别愁纷絮”、“塞鸿”、“岸柳”等，皆隐括杜牧诗句。但情词熨贴、了无痕迹，见出融裁之妙。《蕙风词话卷二》：“廖世美《烛影摇红》过拍云：‘塞鸿难问，岸柳何穷，别愁纷絮。’神来之笔，即已用矣！”
下片换头：“催促年光，旧来流水知何处？”一句度入同前，由写景而抒情，便令人有不胜古今与迟暮之叹了。“断肠何必更残阳，极目伤平楚。晚霁波声带雨，悄无人，舟横野渡。”进一层用笔益觉凄怆入神。真是“语淡而情深，令子野、太虚而为之，容或未必能到。”（《蕙风词话》）
唐代诗人杜牧，曾有一首写安陆浮云楼的诗作，在唐、宋时期曾传颂一时，原诗是《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郎中》：
去夏疏雨余，同倚朱阑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
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楚岸柳何穷，别愁纷如絮。
（见《全唐诗》八卷五九三七页）
安州即安陆，同小杜的诗相比，廖世美的词则别有韵味。
这首词，声容娇好，情致蕴藉，自是名家手笔。正如况周颐所说：“一再吟诵，辄沁人心脾，毕生不能忘。《花菴绝妙词选》中，真能不愧‘绝妙’二字，如世美之作，殊不多见。”
诗人描写祭奠曹操的“盛况”：铜雀台上，歌吹洞天，舞女如云，素白的灵帐，在西风中缓缓飘荡着；曹操的儿子们，供奉先父的亡灵，摆酒设祭，就像曹操活着的时候侍奉他一样。好一个“樽酒若平生”，一种庄严肃穆和隆重热烈的场面，宛然在目。同时，又令人油然想见曹操“平生”把酒临风、横槊赋诗的盖世雄风。然而，生前的气壮山河与死后的隆重庄严，乍看虽颇相仿佛，前后如一，细味却有不胜悲凉之感。逝者如斯，只能“樽酒若平生”了，但反过来说，又不能“樽酒若平生”。一句平白如话的诗，包涵了多重的意蕴，既是描述，又是感慨，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而“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又与上两句有同工异曲之妙。西陵墓地，树木葱茏；铜雀台上，歌吹沸天——可是，死者长眠地下，不能复闻丝竹之声。这似乎是为铜雀台上的伎妾们设辞，传达她们哀婉的心曲。而从诗人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角度细加品味，则尤感意蕴丰厚，韵味无穷；时代渺邈，年复一年，魏家天下早已改朝换代，如今已没有人为曹操一月两次，歌舞酒乐，侍奉如常；铜雀故址，西陵墓地，百草丰茂，杂树丛生，而今已不能听到什么歌吹之声。所以，诗人禁不住要为那些无辜的妾伎们悲泣感伤了。芳襟翠袖，徒染悲泣之泪；婉转缠绵，空余伤感之情。连曹操这样的盖世英雄尚且不免“玉座寂寞”的悲哀，更何况那些地位低下、身轻体贱的妾伎们呢。
表面上看，诗写铜雀台祭奠的隆重，写西陵墓地的荒芜以及妾伎们的芳襟染泪、婉娈多情，旨意似乎是在感叹曹操的身后寂寞。实际上这是个误会。写曹操的身后寂寞，乃是为写妾伎们的寂寞张本，是一种衬垫，“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正点出了这一中心题旨。盖世英主尚且不免寂寞身后之事，更何况地位低下、生前就已冷落不堪的妾伎们呢。此诗《乐府诗集》题作《铜雀妓》，也正暗示并证明了诗人题咏的中心对象是妾伎，而不是曹操。由此可见到，诗人已从对铜雀故址的一时一事的凭吊和感伤的圈子中跳了出来，站到了历史的高度，既饱含感情又充满理性，以超然的态度来描写、评判这一历史故事，并进而反思人生。他从大人物的悲哀中，看到了小人物的悲哀；从历史的冷酷中，领略到了现实的冷酷；从死者的寂寞中，感受到了生者的寂寞。因而，这种寂寞身后事的感伤和咏叹，已不仅仅胶着在曹操及其妾伎们身上，而上升为一种人生的感喟和反思。所以，他对“铜雀妓”的题咏，既是执着的，又是超然的，在执着与超然的若即若离之中，诗人既认识、评判了历史和人物，也认识、评判了现实和自己。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以诗的形式发抒诗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和感受，是对历史故事的一种艺术的评判。所以，诗人往往把自己丰富的思想内蕴和复杂的感情色彩，深深地隐藏、浸润在诗的形象当中，用艺术形象来说话，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谢朓的这首诗，也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叙写平白，而蕴含丰富、深刻；辞章短小，却韵味渺远、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