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诸本题作“春景”。乃因伤春而作怀人之思。
首二句直笔写春。莺歌燕舞，花红水绿，旨在突出自然春光之美好。三、四句却转作悲苦语。化用李璟《山花子》“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春光明媚，本应产生舒适欢畅之感受，而女主人公何以有这般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是为点题之笔。柳絮杨花，标志着春色渐老，春光即逝。同时也是作为别情相思的艺术载体。飞絮蒙蒙，是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念人之情。因为有那刻骨深情的相思，所以忧思约带、腰肢瘦损。“人与绿杨俱瘦。”以生动的形象表达感情，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含意自在其中。直让人想象到一幅花落絮飞，佳人对花兴叹、怜花自怜的图画。
词人之心，或欲借春光盛衰之过程展示流转在节序交替中的伤春念远之情。词从愉快之景象叙起，乃欲反衬其心境之愈为悲苦。然而词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反衬的效果，甚而不惜极尽雕琢气力状物写景，终不免落于攻琢之痕。“溜”字本写花红之鲜艳欲滴，“皱”则欲状摹水波漾漪之态，亦不可谓不巧矣！然味之终觉神韵欠焉！究其原委，就在于它显得雕琢、吃力。正如其“天连芳草”句，如换“连”为“粘”，则失于穿凿矣！故《吹剑录》谓“莺嘴”二句：“咏物形似，而少生动，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很多词评家们都恰切地指出了这一点：《草堂诗余》批曰：“琢句奇峭。”《弇州山人词评》评曰“险丽。”《古今词话词品》亦云：“的是险丽矣，觉斧痕犹在。”如此雕炼奇峭，有《粹编》本要以为此词乃黄庭坚所作，实在也是事出有因。
“诗缘情”，贵其感发之力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尤重其内在之情味意境。而由于诗、词体裁的限制，其用字造句，又特别讲究锤炼洗净。但是这种锤炼不是刻意地雕章琢句。其用心尽管良苦而出之必须自然，浑成无迹，顺手拈来，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也。秦观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如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程垓“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摊破江城子》）新鲜奇特，形象生动，各具情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得其失，均当以审慎公允态度待之，不隐其得，不讳其失，对文学艺术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诗写自己荣幸地与沈驸马同避于宫苑御沟清波荡漾的水边，李贺想在政治上有所出路，对驸马这种身份的人难免有点巴结奉迎之心，这也是他未能免俗之处吧。即使这种应酬之作，李贺写得也不空泛，沟水流入宫苑、宫女正在梳妆，水声惊醒早梦，水流泛然、可供流觞等一系列场景的描绘，显得富有生活情趣。从诗中“绕堤龙骨冷，拂岸鸭头香”、“停杯泛小觞”来看，当是三月三日宴游作“流觞曲水”之戏。
诗写御沟之水，只起首一句直笔状水流之貌，馀皆曲为之辞，然都不离御沟和水。流入御沟之水，始则“白泱泱”，其时正值清早时候，继而水绕沟堤，已有脂粉香气。再经别馆，汩汩有声，故能惊人梦醒，曲折回环，故可流觞饮酒为乐。同游者贵为驸马，幸得相见于御沟。此诗是李贺逞才之作，有讨好之嫌，似无深寄。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元稹的这首《行宫》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这首短小精悍的五绝具有深邃的意境，富有隽永的诗味，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之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
诗人先写环境。首句中“寥落”已点出行宫的空虚冷落，又着一“古”字，更显其破旧之象。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暗示着昔盛今衰的变迁。而后以“宫花寂寞红”续接，此处可见运思缜密。娇艳红花与古旧行宫相映衬，更见行宫“寥落”，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两句景语，令人心无旁骛，只有沉沉的感伤。
后两句由景及人，写宫女，“白头”与第二句中的红花相映衬。宫中花开如旧，而当年花容月貌的宫女已变成了白发老妇。物是人非，此间包含着多少哀怨、多少凄凉便不言而喻了。末句“闲”字与上文“寂寞”相照应，写出宫女们长年受冷落的孤寂与无奈。过去她们的一颦一笑、盛装丽服只为取悦君王，而今再无缘见龙颜，她们还能做什么呢？ 只能无聊地“闲”在冷宫。而这些宫女们所谈的仍旧是玄宗盛世。这一方面表现了她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另方面也证明了如今无可言说的空虚。比较之下，那种深沉的盛衰之感越发鲜明突出而具体了。
这里，寥落古行宫中的白头宫女，还是唐玄宗时代历史的见证人。唐玄宗在其继位后期，宠幸杨贵妃，终日沉溺在淫乐酒色之中，把政务全部委给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纲紊乱，谄佞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乱后，玄宗被迫退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亦从此一蹶不振，日益走向下坡路。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曾深致感慨说：“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四句诗，已形象地概括出玄宗昏愦好色与亡国致乱的历史因由，其讽刺与揭露是十分深刻的。元稹这首短诗当然不可能象白诗那样铺张扬厉，极尽渲染之能事，他只能采取对照、暗示点染等方法，把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高度浓缩，加以典型化的处理，从而让人回味咀嚼。寥落的古行宫，那在寂寞之中随岁月更替而自生自落的宫花，那红颜的少女变为白发老人，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盛衰迁移的痕迹。白头宫女亲历开元、天宝之世，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人，“闲坐说玄宗”的由治而乱。这本是诗篇主旨所在，也是诗人认为应引以为戒的地方，却以貌似悠闲实则深沉的笔调加以表现，语少意多，有无穷之味。
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物、动作，全都表现出来了，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触发读者联翩的浮想：宫女们年轻时都是花容月貌，娇姿艳质，这些美丽的宫女被禁闭在这冷落的古行宫中，成日寂寞无聊，看着宫花，花开花落，年复一年，青春消逝，红颜憔悴，白发频添，如此被摧残，往事岂堪重新回顾！然而，她们被幽闭冷宫，与世隔绝，别无话题，却只能回顾天宝时代玄宗遗事，此景此情，令人凄绝。“寥落”、“寂寞”、“闲坐”，既描绘当时的情景，也反映诗人的倾向。凄凉的身世，哀怨的情怀，盛衰的感慨，二十个字描绘出那样生动的画面，表现出那样深刻的思想。这首诗正是运用以少总多的表现手法，语少意足，有无穷味。
另一个表现手法是以乐景写哀情。我国古典诗歌，其所写景物，有时从对立面的角度反衬心理，利用忧思愁苦的心情同良辰美景气氛之间的矛盾，以乐景写哀情，却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诗所要表现的是凄凉哀怨的心境，但却着意描绘红艳的宫花。红花一般是表现热闹场面，烘托欢乐情绪的，但在这里却起了很重要的反衬作用：盛开的红花和寥落的行宫相映衬，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春天的红花和宫女的白发相映衬，表现了红颜易老的人生感慨；红花美景与凄寂心境相映衬，突出了宫女被禁闭的哀怨情绪。红花，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利用好景致与恶心情的矛盾，来突出中心思想，即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也可以说是以乐写哀。不过白居易的写法直接揭示了乐景写哀情的矛盾，而元稹《行宫》则是以乐景作比较含蓄的反衬，显得更有余味。
这首绝句语言平实，但很有概括力，精警动人，也很含蓄，给人以想象的天地，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寓意深刻，自来评价很高。王建的《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是长达千字左右的宏篇巨制，详尽地描述了唐玄宗时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感叹兴亡。总结教训，内容广博而深刻。元稹这首小诗总共不过二十个字，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这些长篇巨作比美，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