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写山村与世隔绝，一尘不染。颔联写野鹤僧人，超然物外。颈联写竹树梅花，秀丽清香。尾联写人物，志趣相投。全诗语言优美，意境幽深。表现了作者鄙薄世俗，甘居林泉的思想感情。
诗的一二句写出山村与世隔绝，不染红尘的清雅幽深。“翠”而日“寒”，可松是松柏一类岁寒不凋、象征高洁之士的树木。一个“飞”字，化静为动，续以“崖壁”，极显松柏天矫如龙，身处悬崖峭壁而更傲岸挺拔的风姿。这“寒翠”之木，自然也是诗人耿介人格的自我写照。在山崖之外，便是尘嚣鄙伪之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今日脱彼人此，真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悦。
三四句续写山村中所松之景，表现一种悠然自得的萧散情趣。鹤缓行曲径而不飞，动中有静；僧倚石栏目注流云，静中亦有动。“松径雨”之“雨”，未必是实写，极可能是用王维《山中》“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意，状山林之苍翠欲滴。“僧倚云”则令人想到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闲爱孤云静爱僧”一语。而“石阑”亦可以推断是天然形成的栏杆状山岩。
“竹色溪阴松，梅香岸曲闻”一联，清丽优美，活色生香，王维、孟浩然“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佳句，可谓嗣响有人。所以顾嗣立《元诗选·周权小传》说“衡之句法，实多可观”，并举此联及其他一些句子为证。清溪南修竹曳疏影，曲岸后梅花传暗香，加之鹤行其下之松林，岁寒三友全都萃集诗中，令人生出“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之感。
最后二句，从景物转到山村中的主人与客人。“山翁”可能是隐居岩林的高士奇人，也可能是躬耕山村的淳朴老农，不管是哪种人，不管他们僻居深山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诗人心目中，他们都是归真返朴的体道者。他们邀请偶入此中、赋性与之相近的诗人饮酒，不须谈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须谈什么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相松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平凡闲话，便是世间至文，斐然成章。一个“总”字是全诗唯一的虚字，却最实在地表达了诗人企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返朴归真的情愫。可以想象，诗人会像陶渊明那样与山翁一醉方休，吟出“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元诗多以唐人为宗，是对宋诗的反拨，所以颇有风神秀朗之作，此诗便是学唐而深有所得者。
这是一首抒发伤春情怀的词。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词人抒发伤春之情，并非因先睹物而引致伤感，而是深处闺中，即敏锐地感悟到大自然细微的变化，由此引起情感变化。“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词人由风住，即断定“帘外”定然是落花遍地，红白堆积。表现了词人的敏感与对美好事物的关注之情。唐孟浩然《春晓》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韩偓《懒起》诗云：“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倒卧卷帘看。”这两位诗人对风雨后花的状况均无所知，虽有怜花之意，但毕竟不如李清照。当然，李清照对落花给予极大关注，在其潜意识中，多少带有以之自况的成分。首二句虽为状物，但伤感之情已隐然可感。“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次二句，词人的回忆闸门被打开，但对往事的具体内容却避而不谈，只是说此时海棠花落之时，亦是自己伤春时节。“长记”，即常记，说明以往的“伤心时节”之事，常萦绕于心。此外，词人在诸多花卉中，对海棠情有独钟，这或许是海棠有“花中神仙”之美称，以及如霞似雪般的秾丽娇娆，尤其是其高贵优雅之美，与词人个性颇为近似。词人的《如梦令》词：“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表达了对海棠的钟爱，其抒情方式与此词上片也相似。
上片侧重由景生情，为落花而慨叹，而伤春。下片则自然过渡到对闺门独处、孤寂苦闷生活的描绘。“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词人在这里并没有直言其如何的孤寂，愁苦，而是通过四个极富象征意味的物体刻画酒阑、歌罢、空的酒杯以及忽明忽暗的油灯，整个画面幽暗、凄清、空冷。试想，一个闺中思妇置身于如此环境中，其心情该是怎样的凄怆孤寂，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白日词人是惜花伤时，夜晚则借酒浇愁愁更愁，想在梦中得到一丝慰藉，然而梦中的情景，依旧使梦魂幽怨哀愁。醒来之时，听到窗外凄厉的“啼鴂”声，更增添了悲怆的情感。因为“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屈原《离骚》），春已逝去，百花也已凋落殆尽。
这首词抒写的是伤春凄苦之情，但词人并没有正面来抒写自己的情感，而是通过室内外景物的刻画，把自己的凄情浓愁寄寓其中，因而全词读来，更感其情深沉、凝重。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