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的赋前小序交待了作者创作此赋的缘由和目的，正文分两层。
前两段为第一层，这一层铺写了一系列凄凉的秋声：百虫哀鸣，落叶秋风，蝉声，螿声，蛩声，雁声，汇合成一首暮秋交响曲。而写各种秋声时，又多把秋声人格化：百虫声则为“迎暮”，落叶声则称“吟秋”，秋蝉声则曰“思”，寒螿声则谓“愁”，中间又穿插各种凄凉秋景的描写和游子、思妇对秋声的凄凉感受，把秋声烘托得很凄凉，作者之“孤”也暗寓其中了。其中，前段写秋天景色，融入了作者自己遭受多次迁谪之后带来的人生体验；后段集中描写秋天景色，展开联想，扩大境界，结合历史人物典故，使主题意义显得更加深远。
第三段为第二层，这一层是作者直写自己对秋声的感受，以抒其“愤”，表明了作者的心态，显示作者不愿屈服于邪恶黑暗力量的信念。但又用对比手法，先写前人：以谢安之“风流”，山涛之“多可”，犹为秋声而感叹，而自己一生坎坷，无谢安之得志，又一生耿介、无山涛之权变，身处逆境，老去年华，闻秋声而不禁有所动。这里，作者写的是前人，但作者在现实中的“孤愤”之情已溢于言表。不过，作者的所感所动，既不同于宋玉因感于秋风叶落而悲叹失志，又不效法潘岳面对萧索秋景而企想隐居，而是惊秋发愤。作者化用曹操《观沧海》中“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意直抒自己不畏压抑，不服老病的激烈情怀，又借雄鹰在鞲犹思慕一搏以表明白己不肯放弃理想的雄心。作者惊于秋声，不甘时光流逝，所以，作者在赋的最后以被系绊的老马自喻，要在垂暮之年，秋风之中，呼啸前进，以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给人以激人奋进的鼓舞力量。
全赋在艺术上主要采取了铺垫烘托，正反对比的手法，作者为了突出旷达乐观，积极进取的情怀，先用清新自然的语言从萧瑟凄凉的秋色，哀怨凄切的思妇、征夫的悲秋之情，忧郁深沉的文人的悲秋之情三个方面进行渲染烘托，同作者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雄鹰在鞲，企望高飞的满怀豪情形成鲜明对比，形象生动地突出了作者与众不同的老当益壮的情怀。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艺术的锤炼上比早年更为成熟。历来的评论家，极推崇王安石晚年写景抒情的小诗，而往往忽略这类风格的词。其实，这首词比其同类的诗还要出色。此词的主要特色，是善于融诗入词。
起首二句写得极为娟秀，为人所称誉，乃融化他人诗句而来。吴聿《观林诗话》记王安石“尝于江上人家壁间见一绝，深味其首句‘一江春水碧揉蓝’，为踌躇久之而去，已而作小词，有‘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之句。盖追用其词。”此见词人善于融炼诗句，浑然天成。他用“一水”来概括“一江春水”，添“萦花草”三字烘托春光烂漫，丰富了原句的内容，提取原诗精华，调合得巧妙自然。“柔蓝一水”，形容水色清碧，“柔”下得轻盈贴切，形象生动，使词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美丽、清新、宁静的色彩美。“茅屋数间窗窈窕”三句，以“窈窕”形容窗的幽深，反映出茅屋“千嶂抱”着的竹林里的深窈秀美。他同期写的《竹里》诗可与此参读：“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此即词中“茅屋数间”的一般情景。“茅屋”三句，包涵了《竹里》诗的全部情景，但情韵连续，融成一片，更见精严。“午枕觉来闻语鸟”一句，见出词人那种与花鸟共忧喜、与山水通性情的悠闲的情致与恬淡的心境。“欹眠”句，从睡醒闻鸟声，联想到当年从政早朝时“骑马听朝鸡”，恍如隔世。这并非久静思动，却是绚烂归于平淡后常有的心理反应。
其比较的结果，马上的鸡声还是比此时枕上的鸟声动听。此意由下文再补足。“忽忆故人今总老”，反衬自己之已老。而此时贪爱闲话的午梦，已丢却卢生邯郸道上所作的“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的黄粱幻梦（见唐沈既济《枕中记》）。全词以景起，以情结，而情与景之间，由茅屋午梦加以沟通，使上下片写景与抒情之间不觉截然有分界。
王安石晚年这首山水词所表现的是一种恬静的美，词中反映出他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情趣和心情：对世途感到厌倦，而对大自然则无限向往，动辄借自然景物以抒发自己的幽怀。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夷（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夷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夷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