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恋绣衾》，乃拟思妇伤春怨别之作。“柳丝空有千万条，系不住，溪头画桡！”，写的是怨别之情。开篇之笔，如脱口而出，使人对思妇郁结萦回的百结愁肠洞悉无余。“空有”是徒然、枉有之意；“千万条”则极言其多，两者联用，将怨悱而又无可奈何之情渲染到了极致。“系不住、溪头画桡”，补出“空有”的原委，因纵有千万条柳丝，也未能系住所爱者，他还是乘着画桡走了，这不是枉然吗？可见“空有”一词极有份量，传达出极为缠绵的情致。这是思妇对往昔离别的追忆，也是对离别造成的感情痛苦的宣泄。“想今宵，也对新月，过轻寒，何处小桥？”这是从追忆返回现实，如镜头由远景拉回近景；从自身想到对方，如电影将相关双方交叉拍摄。写出思妇现在对他的殷殷的思念。黄鹤一去无消息，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离人。郎君是在西湾乘船从江上走的，所以连做梦也追逐着江水，追逐着郎君。词中的他，是溪头乘画桡离别的，走时，如同今晚一样，有一痕新月，还有些微春夜的寒意。“过轻寒”的“过”有洒落、飘来的意思，如贺铸的《簇水近》：“一笛清风弄袖，新月梳云缕。澄凉夜气，才过几点黄昏雨……”，其中“过”字，意思庶近，那么，此时此刻他的画桡停泊在何处小桥呢？他今晚，仰对这痕新月，是否也在思念着我呢？这是对离人的悬想，正说明自己的魂魄也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离人。词人用“新月”、“轻寒”、“小桥”等词语，构成一幅凄清的图画。新月不是圆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缺月，正象征着人各西东，不能团聚。这凄清画面所构成的凄清氛围正是女主人公凄清寂寞心境的写照。而从自己的思念转而对所思者的设想，设想对方今宵是何情思，造成词章之波折，使所写之感情深入一层。下片的“玉箫台榭春多少！溜啼红，脸霞未消。”是再用追忆之笔，犹如电影镜头再摇向远景。这里的“春”，非惟春光，更是春情，是温馨、美满幸福的借代词。不确定的量词“多少”，正是无限、无量之意，极言其多。追思以往，台榭留连，玉箫送情，形影相随，真是“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张光《诉衷情》），给人多少甜美的回忆！但“春多少”，毕竟还是抽象之语，需再作具体的完足。“溜啼红，脸霞未消”，则是对往昔幸福生活的具体描述。“啼红”，指杜鹃的叫声；“溜”是对叫声的摹写。“杜鹃啼得春归去”，杜鹃声声，说明时序已入暮春，显示着春天即将归去。“脸霞”，指满脸春光，如同彩霞。因为无限的幸福，春情如醉，即使杜鹃声声悲啼，自然的春光即将过去，心底的春光却依然如故，所以脸如朝霞，神采飞扬。用自然春光的消逝，反衬心底春光的长存和浓烈，并反杜鹃啼血的常意而用之，都说明构思别致，良多新意。“怪别来，胭脂慵傅，被东风、偷在杏梢。”章法上再作转捩，成三折之势，词意上又回写现时心境。一个“怪”字作逗，怨艾之情顿显。词人精取“胭脂慵傅”这一典型细节，与往昔的“脸霞未消”形成强烈的比照，把“只是朱颜改”的现状委婉道出。往昔因春情无限，纵然杜鹃啼红，春光将逝，仍“脸霞未消”；现在，徒有盎然春光，但因离愁别恨，春情无着，即使没有“杜鹃声里斜阳暮”，也折损朱颜；且因心意阑珊，慵慵恹恹，胭脂无心，任朱颜凋零，就更显得容光的憔悴。虽笔墨未着“怨”字，但在这今昔比照的叙述中，怨艾凄恻之情，沉沉实实，掬之可感。这脸霞，这朱颜，究竟到哪里去了？“被东风，偷去杏梢。”你不见“红杏枝头春意闹”吗？这束篇之笔，如得神助。因伤春而折损的容颜，构思造想为东风偷去，真是奇巧至极！这朱颜偷在杏梢上，这意境真婉约至极！这有意以清丽之笔作淡语，说痛楚而面带微笑，真是雅正至极！
综上所述，该词所写的思妇伤春怨别，乃是熟之又熟的传统题材，似乎别无新意。但细加吟咏，又觉别有一番滋味。这就在于赵汝茪精于构思，为情造文，有独到之处。词人在这篇什不长的词调中，有意用“往昔”和“现在”交错的布局，一波三折，使欲抒的情致得以深化，得以完足。在这曲折的布局中，又着意于对比手法的运用，以往衬今、以热衬冷，使所抒的情致，更见强烈。在运用对比手法时，又善于抓住重点细节精心刻画，使所抒的情致，更加突出。凡此种种，一如现代电影蒙太奇的种种手法，可以看出赵汝茪词作结构精细，运笔纤巧的风格。
人们常常把呜叫声当作动物的语言，所以听到反复不断的声音，就自然想象到那是在不断地诉说着什么，或要求着什么，把它想象成无休止的倾诉。杜甫在秦州的几个月，正是促织活动的时候。傍晚，清晨，特别是不眠之夜，大约都是在促织的鸣叫声中度过的。诗人久客在外，心情本来就很凄凉，被促织声一激，往往不禁泪下。这首诗，就是诗人当时忧伤感情的真实写照。
起句正面点明促织，以“甚细微”与第二句的“何动人”构成对比，衬托哀音的不同寻常。
三、四句和五、六句，在修辞上构成两对‘‘互文”。就是说：促织在野外草根里、在屋内床底下，总是鸣声不断；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呜叫，总和不得意的诗人心情是互相接近的。听到它的叫声，长期客居外乡的人不得不流泪，再也无法安睡到天明；被遗弃的妇女或寡妇也在半夜里被哀鸣之声惊醒，陪着促织洒下泪水。这种“互文”格式的使用，用表面上的两层意思抒写了交互着的四层意思，能收到言简意缘的效果，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
最后两句以“悲丝”、“急管”同促织的啼叫相比较，而以促织叫声“天真”、不受礼俗影响作结，把促织的哀音放在任何乐器的演奏无法达到的效果之上，把“哀音何动人”写到了极点，更加烘托出诗人的思乡愁苦之情。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