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词人以渐进的手法写主人公独立小楼所见之景。首二句写主人公眼看楼外云散雨住，飞絮牵住蝴蝶飞行的脚步，一派春意阑珊之景，这样美好的景致不禁令人想入非非。接下来，词人马上反跌一笔，“人在玉楼中，楼高四面风”，两句与楼外之景形成鲜明对比，主人公在小楼上，只能望着远处美好的春景，而回看四周，只有冰冷的四壁，感受到的也只有吹来的凉风，流露出主人公心中隐隐的伤感。
下阕首二句续写春色，景情交融：楼外是杨柳青青，暮色冥冥，烟笼翠瓦，楼中人则心有戚戚，笼在心头的是那如烟雾般的愁绪，进而逼出“休近小阑干，夕阳无限山”两句，暗自警告自己，切莫凭栏望远啊，在这蒙蒙之色中，只能眼见夕阳渐渐低沉，落入远山，而思念的人更在远山之外，望也望不到，只是徒增伤感罢了。结尾两句，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词以白描手法写主人公在小楼中所见之景，全为景语，但景中含情，情景交融，毫无矫揉造作之气，令人回味无穷。词中之景都是从闺阁中所看到的，伤情之人眼中的景象都是凄迷伤感的，因此“不洗铅华，而自然淡雅。”此词写得十分含蓄，只描写景物而不明确表达其作词之意，很类似于《花间集》的风格。
这套曲子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庄稼汉秋收后进城看戏的情形，再现了元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描绘真实具体，不仅剧场如见，演员的化妆和表演，剧本的名称和内容等，皆历历在目，保留了一份研究中国戏曲史的珍贵资料。全曲采用第一人称写法，故事情节完整，心理刻画入微，语言清新幽默，风格诙谐活泼。
首曲交代了庄稼汉进城的缘由。庄家丰收，无甚差科，以为神功保佑，进城买香烛纸马（纸火）还愿，偶然发现街头挂着的演出告示（花碌碌纸榜），许多人围在那里看。
六煞曲写庄稼汉看到勾栏门口一个高声招徕观众的人，从他口里知道这次演出的两个剧目是院本《调风月》和么末《刘耍和》院本是由副末和副净两个角色主演的滑稽戏，内容比较简单。《调风月》是当时经常演出的院本。刘耍和是金元间著名的演员，在金朝教坊里担任过色长（领班之类），见《辍耕录》及《录鬼簿》。他的故事后来被编为杂剧。元高文秀有《黑旋风敷演刘耍和》杂剧，今不传。
五煞曲写庄家交了二百文的高价进了勾栏时看到的情景。只见密密麻麻的观众坐了好几层，围了个圆圈儿，在观众席从上往下看，人挤人、人挨人就像漩涡一般。戏台边上几个女乐手正在紧锣密鼓地演奏前奏曲。
四煞曲写副末开场。当时院本演出以五人为一伙，出场时副末站在中间，央人货即指他。下面几句形容他的脸谱、服色。
三煞曲写开场时一段小演唱，当时叫作艳段，也即是爨。《梦梁录》：“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下面演的《调风月》《刘耍和》，就是在艳段演出后的两段正杂剧。
二煞曲写庄稼汉所看到的院本《调风月》的演出情况。这场小戏共有三个角色，副末扮小二哥，副净扮张太公，旦扮帘下妇人。
一煞曲续写《调风月》的演出，着重写张太公处处受小二哥的调弄，最后把皮棒槌都打成两半。初次看戏的庄稼汉不明就里，自己又十分入戏，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下闹不好要吃官司的，没想到全场观众却大笑起来。
尾曲写庄稼汉因急于入厕半途出场，看不到后面精彩的演出。他本想憋住尿多看会儿，剧情实在引人发笑，但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硬撑下去了。
曲子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戏剧演出的情况，其中有不少插科打诨的成分。作品以农民进城首次进入勾栏看戏这一新奇的表现角度，将民间口语直接入曲，不仅体现了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更再现了古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从剧场的形式，包括观众席、戏台到演出形式，如乐队、道具、人物化妆、角色活动、演员表演都有十分形象具体的描写，不仅剧场如见，演员的化妆和表演，剧本的名称和内容等，皆历历在目，为后人研究中国戏曲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曲中抓住庄稼汉未见过世面、不识勾栏的特点，以夸张的手法，把他初进勾栏好奇新鲜的感受描写得活灵活现。全曲用第一人称写法，情节完整，心理刻画入微，语言诙谐幽默、清新活泼、妙趣横生。全用口语，对庄稼汉的无知虽有嘲弄，但属善意的调侃，使全曲形成一种轻松活泼的基调。
元曲的写作强调“本色”和“当行”。本色是指浑然天成，率真自然；当行是指娴熟自如地表现曲子的特点。这套曲子绝好地体现了二者的结合。历来备受关注，论者颇多。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诗酒关系有如血肉关系密不可分。柳宗元虽然比不上盛唐诗仙兼酒仙李白的浪漫，也不同于晚唐李商隐“身世醉时多”的悲伤，自有自己喝酒的情态与心态。全诗共１６句，开头四句为第一层：“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清早起来就喝酒，原因是感到缺乏生活乐趣。相传杜康是我国酒的创始人。据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杜康即少康，夏王相的儿子。当年夏王相被一部落领袖杀害，少康逃到今河南虞城县依附有虞氏，当了“疱正”，是个专管皇帝吃饭的职司。杜康为了迎合皇上，力求酿出好酒，亲自筛选精粮，采制神曲，调配奇方，酿出的酒果然味美可口。皇帝饮后神振食增，龙颜大悦，就封杜康为“酒仙”。故柳宗元先举杯祭酹造酒的祖师杜康，是他用勤劳与智慧造出美酒，给人们驱逐忧愁和烦恼。“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酒入口，加快了血液循环，浑身感到一股暖流上涌，心情发生变化，天地之间也变得温暖起来。接着，一一叙说饮酒后的感受：“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幽晦，《楚辞九歌·山鬼》说：“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晏温，指天气晴暖。心感温暖，连自然界的景物也变得温暖，连绵的高山也改变了原来的幽晦，碧绿的水流含着温暖的气息。这是诗人从感官的角度来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天气自然变得暖和起来。“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明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开篇点明时间，现在点明饮酒的地点──南郭门。南郭门指永州城南，南门城边，树木繁茂，清凉的树荫可以遮挡烈日，庇护自己，整天都可以在树下乘凉谈天。这四句描写了诗人在永州的闲适生活，既无衙门的公务缠身，又无日出而作的劳累，似乎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也有注家认为：“清明”指草木，此句点化《左传·文公七年》“葛犹能庇其本根”句意，“无知的草木都懂得好好保护自己”。意思是说自己还不如草木，连保护自己都不懂得。下句说：“这些树木整夜好像在向自己诉说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它们要说的正是这种有启发性的话。”可做为一家之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与朋友们尽情畅饮，哪怕喝醉也不要推辞，芳草萋萋，可以供我们躺卧。这是第二层的小结，饮酒的快乐尽在“偃卧”之中，按理全诗可以到此结束了。然而，“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孟子·公孙丑》：“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后两句“谓饮酒之乐也”。即使是那些富比晋楚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饮酒的快乐吧？后两句为第三层，进一步说明饮酒的快乐，使诗意得到升华。
研究者认为，柳诗受陶渊明影响较深，“柳宗元确有部分作品拟学陶渊明，大都作于贬永州之后……宗元学陶诗作实蓄忧愤于闲适恬谈之中。”（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曾吉甫认为“《饮酒》诗绝似渊明。”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因对当时现实不满，四十一岁即弃官归隐，躬耕垄亩。他以《饮酒》为题写诗２０首，在序中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诗主要写自己的生活遭遇，人生坎坷。其五：“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向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全诗与饮酒无关，写的是归隐后悠闲恬静的心情。他的“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反映诗人过的是自食其力的生活。而“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饮酒》）”反映的是生活贫困，无酒可饮，只好接受别人的恩赐。陶是看破红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隐居山村，做一名普通农民来与当时的黑暗社会抗挣。柳宗元却不同，少年得志，志向远大，在朝廷超取显美，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永州，这对他是残酷打击。柳是不得已离开朝廷，政治理想并未放弃。在永州任司马，虽为闲职，官禄照领，不必象陶渊明那样亲自耕种，以求温饱。酒完全可以购买，与朋友饮酒是常事。他的郊游是追求闲适，他的饮酒是自我陶醉，其目的是转移视线，以求适应环境，安宁心情。然而，遭贬的打击，沉重的心理负担，无言的痛苦谁能领会？诗的开头就提到情绪低落，但整个基调并不衰飒，与一般的反映闲适的饮酒诗也不同。“它写出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似醉非醉的特有状态，以及他蔑视世俗的鲜明个性，不失为自画像中的一幅佳作。”（胡士明《柳宗元诗文选注》）由此可见，柳宗元的《饮酒》等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却自有不同的个性与意蕴。
周王室虽然还不能如后世中央集权王朝那样对全国进行牢固有效的控制，但周王毕竟身为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诸侯们还是要对之尽臣下的职责；实质性者如发生兵事时的勤王，礼仪性者如祭祀时的助祭。这首诗的开头写的便是诸侯助祭的情况。
因后世有“肃穆”一词，往往容易导致诗中“肃肃”“穆穆”属同义或近义的误会。其实两词含义用来颇有区别。“肃肃”是说助祭诸侯态度之恭敬，不仅是对祭祀对象——当时周天子的已故祖先，而且是对居祭祀中心地位的周天子本人；“穆穆”则既表周天子祭祀的端庄态度，又表其形态的盛美与威严。这样理解，二词分别用于助祭者（诸侯）、主祭者（天子），方可谓恰如其分。而那些丰盛的祭品（广牡），或为天子自备，或为诸侯所献，在庄严的颂乐声中，由诸侯协助天子陈列供奉。一个祭典，既有丰盛的祭品，又囊括了当时的政治要人，可见其极为隆重。
《毛诗序》说，《周颂·雝》是“禘大祖（即后稷）”，但诗中明言所祭为“皇考”“烈考”，其说难通。朱熹《诗集传》认为“皇考”指文王，“孝子”是武王，其说近是。以武王之威德功勋，召诸侯或诸侯主动来助祭，不仅不难，而且势在必然。不过，这种有诸侯相助祭祀皇考的典仪虽然始自武王，武王之后也会沿用，如成王祭武王、康王祭成王都会采用《周颂·雝》所描写的诸侯助祭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周天子在诸侯中的权威，也表现诸侯的臣服，成为周王室政权巩固的标志。周王室自然乐于定期显示这一标志。至于后来周王室力量衰落，渐渐失去对诸侯的控制，乃至诸侯纷纷萌生觊觎九鼎之心，恐怕这种标志的显示便难乎为继了。
“天哉皇考”以下八句，是祈求已故父王保佑之辞，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即臣贤君明，有此条件，自可国定邦安，政权巩固，使先人之灵放心无虞。二是“克昌厥后”，这与《周颂·烈文》《周颂·天作》中的“子孙保之”意义相似，对照钟鼎文中频频出现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及后世秦始皇的希望其后代“万世而为君”，读者不能不对上古（后世亦同）国君强烈追求己姓政权的绵延留下深刻印象。与这一点相比，“燕及皇天”（即使是虔诚的）和“眉寿”“繁祉”只能是陪衬而已。
这首诗是父母同祭的，因此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但“文母”的陪衬地位也很明显，这又是父系社会的必然现象。以这样内容的两句结尾是周颂中唯一之例，透露出《周颂·雝》是祭祀后撤去祭品的乐歌的信息，并为诸多《诗经》注疏、研究者所公认。按理说，每一祭典都有撤去祭品这一程序，撤祭诗不会仅此一首，既然现 在《诗经》只收录了《周颂·雝》，可见《诗经》的整理删定者（旧说为孔子）认为它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