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夜平乐》写春日离情。上中下三叠，上叠写大自然绚丽的美好春光，意象错杂叠呈，色彩斑斓；中叠写春光中嬉戏的美丽少女，生命活力和自然景色相契如一；末叠情感陡然直下，直抒漂泊生涯中孤寂的情怀。
首韵三句中，展开广阔的视野，先以“艳阳天气”概写时序，又以“烟细风暖”渲染弥漫于空间的和煦春意，再以“芳郊澄朗”给广袤原野涂上春色，“闲凝伫”三字既写词人自身在春日郊野中的情态，又点明此叠所绘春景都是“凝伫”中之所见，从而增加了所绘景色与人的亲和力。次韵以“渐”字领起两个四字写景短句，描述春日的“亭台”、“佳树”。亭台本是没有生机之物，它不会随着节序的变化而变化，词人缀以“妆点”二字，让大自然的变化为亭台铺设美好的环境，装扮了亭台，使亭台随之也面貌焕然一新了。佳树是有生机之物，它随着节序的变化而变化，此刻，它柔枝渐伸，嫩叶舒展，词人以“参差”二字修饰，再恰当不过了。领字“渐”使春日的亭台、佳树处于正在变化而益发悦目的状态下， 使词人笔下的春景更为鲜活生动。这个“渐”字与《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里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渐”字，正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韵四句承前韵之“佳树”，细写其中的“垂杨”、“浅桃”、“桃李”。以“垂”状写杨柳袅娜之形，以“绿映”状写杨柳清嫩欲滴之色；以“夭夭”状写桃李娇美的情态；以“嫩红无数”涂染桃李以娇艳的颜色，又与垂杨之绿相衬相映。在这一韵中，词人绘制了一幅色彩鲜明耀眼的绿树繁花图。末韵八字仍承“佳树”，以前韵三句描绘的画面为背景，再以工笔细绘佳树间的“绮燕”与“流莺”。“绮”本是花纹倾斜的丝织物，词中借用来状燕子展翅斜飞的体态，新颖别致又十分传神。以“流”字修饰莺，则是表现黄莺轻盈流动的舞姿和谐婉流啭的鸣声。“绮燕流莺”四字前的“度”字绘出了莺燕穿飞于垂杨桃李间的情状，而之后的“斗双语”三字，更以拟人手法赋莺燕以灵性，让它们双双地相对召唤。而且它们的双双斗语，又为后叠词人自身愁情的引发埋设了伏笔。
词至此，词人已展现了春回大地，生机无限的“艳阳天气”。继而中叠以上叠之艳阳美景为背景，描绘这个背景中活动着的一群游春少女。
“翠娥”二字为此叠开端。以局部代整体是人们习惯用的修辞手法，柳永单单择取翠墨色的长眉写少女的美貌，给人以清纯秀丽之感。“翠娥南陌簇簇”，“簇簇”二字既写其人数之众多，更写其气氛之热烈，“南陌”二字尽管是写地点，但夹在 “翠娥”与“簇簇”之间，就画出了少女们的行动路线，以及少女们远远而来愈走愈近的效果，使整个画面有了动感，立即活了起来。接下来，“蹑影红阴”二句写少女们在“嫩红无数”的桃李树下轻松徐缓地移动着脚步，那份自在已在其中，但“娇步”二字稍觉俗腻。她们越走越近了，词人不仅已经看清了她们的“韶容”和“抬粉面”的动态，还体味到这“韶容”竟引得“花光相妒”。此处词人再用拟人手法，以桃李之妒写少女之美。这些少女们自然也看到了观赏春色的游人，所以不免有些娇羞之态：“绛绡袖举。云鬟风颤，半遮檀口含羞，背人偷顾。”词人以四个参差交错的句子来描绘她们的表情与动作，“绛绡袖举”是“半遮檀口”的动作，“云鬟风颤”是“背人”又“偷顾”的结果，这四句语序别致，动作表情中又含心理描写，但写的有些矫情作态，不及“翠娥南陌”的清纯、“蹑影红阴”的绚烂，与后句斗草嬉戏埘的天真本色也有些失谐。此叠未句写少女们“斗草”之戏，前缀以一个“竞”字，写出了游戏激烈竞争的场面，后缀以动作描写，把少女们拔下金钗为争胜赌注的热闹场面表现了出来。这里不可忽略了“笑争赌”的这一个“笑”字，虽只一字，然力重千钧。“笑争赌”既是场景描写，更是性格化的描绘，完全再现了女孩子们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活泼欢快；如无这一个“笑”字，就成了一群莽汉斗草，完全失却了女孩子可爱的本色，更有什么美感可言。
至此，词人以一叠文字绘制了一幅富有情趣与生机的少女游春图。
词至未叠，首句“对此嘉景”四字，结上启下，以“嘉景”二字总括以上两叠的内容，以“对此”二字点明如上“嘉景”既是自己所亲临目见，更是引发自身情愫的触媒。二、三两句“顿觉消凝“与“着成愁绪”之间有一个情感转换变化的过程。词人陶醉于嘉景之中，霎时间形消神凝，竟忘掉了自身的存在；但陶醉毕竟是短暂的，他旋即回到了现实，“嘉景”中的艳阳春色、双双莺燕、娇美女娃反惹出自己满怀的愁绪。
以下连用四个领字句。以“念”、“忍”、“空”、“叹”四个强化感情的领字，引领出四个层次，层层铺衍自己的愁绪。词人由眼前嘉景特别是其中的少女，“念”及自己那曾经“解佩”相赠的恋人，她那轻盈的身影如今不在词人身边。“嘉景”、“良时”，双双莺燕度柳穿花，正应双双情侣共度，而今词人却独自一人，自是辜负了良时美景，辜负了心上之人。词人不忍辜负，但又不得不忍心辜负。一个“忍”字领起“良时孤负少年等闲度”，写尽了词人内心的苦痛与失衡。词人不禁极目远望并回首前尘，但看到的却是令人心伤的“斜阳暮”，伊人不见，前尘不再，遥想与回首也是徒然，这就是“空”字的分量。最后词人只得哀叹自己如浪中之萍、风中之梗的身世处境，前途渺茫。一个“叹”字，使词人那深沉的叹息声如在耳边。末叠最后的四个领字句，每句为一韵，一层比一层深地叙写一位多情游子内心无可疗治的伤痛与无奈，显示了柳永擅用领字抒发情感的长处，十分真实地向世人剖露了他内心的一切。
全词三叠，纵向看，依序写来，由客观之景而及景中之人，由景中之人而及景外之己，环环相扣，逐叠深化，纹丝不乱，富有层次感；横向看，三叠分别写景、绘人、抒己，又形成三足对峙的形势，均衡完整，相依相辅，缺一不可。由此词可见柳永长调慢词结构布局之精妙。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