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陆游晚年在故乡闲居,在这首词里宣称要“做个闲人”,其实,绝对的“闲人”是没有的,因为人们总要用各式各样的行为活动把自己生活的时间填满,那怕他们做的是些“闲事”。就拿这首《点绛唇》所写的内容来说,上山釆药、村店沾酒、湖滨钓鱼、水上行舟,似乎一点儿也没得“闲”。此外,做诗、填词、写文章,恐怕也被陆游列为“闲事”。其实呢,这是天大的正事。作为一名作家, 他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他所处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丰厚的精神财富,如此盛事大业,岂可 “闲事”视之。所谓“闲”是相对的,陆游
所说的“闲”,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对照的关系,把“隐”与“仕”相对照,把山林与朝廷相对照,隐于山林便得闲,仕于朝廷则得不到闲,他的褒贬取舍更是非常明显的。
这首间一开头就提到采药,比较生新,其实,采药也是陆游闲居生活中一项活动内容。他懂得一点中医草药,有个头痛脑热的小病,自己也能处理,所以出行时总要带上一个药囊。对于自己的医道,他颇有自知之明,一抒声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些情况都是从他的诗篇中零星窥知的。他有一首《小疾治药偶书》 (《剑南诗稿》卷八十),诗中把他的医术和“御戎之策”联系起来,说是“御戎虚上策,治疾阙全功”,自己治病缺乏全副的功能,就像在抵御异族入侵的问题上缺乏好办法一样。这个比喻值得玩味,可见陆游的爰国思想随时随地都可能流露出来。
“醉弄扁舟,不怕粘天浪”两句,不只是一般的叙事写景,很可能寓含着比喻象征的意见。酒醉之后,划起小船,航行在波浪滔天的湖面上,却并不感到害怕,这是因为他的船是绝对安全的。对于镜湖来说,大浪接天不是实景而是夸张,是用以比喻“宦海”的风浪险恶。以前,身在宦海之中,升降浮沉,随时有覆舟之险,如今回乡作闲人,已然脱离风险,有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比喻不太明晰,还不能给人以绝对的安全感,而作者的“不怕”只能是胆子大而已。
这首诗前三句平平,诗人说自己已经抛开了书籍很久了,腰束干粮袋四处奔波,加上路途上蚊子和苍蝇之扰,其实也无法读书,但他毕竟是一条书蛀虫,读书是他前世欠下的债,为了还这个债,——于是,结句“黄河浪里读书灯”就跳出了!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到过黄河的人们,谁能不被它九曲横空、万浪啸天的气势和力量所震摄?它那狂放无羁的暴烈和雄奇,也似乎只有同样狂放无羁的诗仙李折,才足以挥动如椽巨笔,为之写照传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这就是李白描摹过的那水来“天上”,波颠万里的壮奇黄河。
而今,正是从这一派震荡天地的黄河浪影里,驶出了一艘傲岸不驯的行船,时令正当秋夜,水天一片迷蒙。但在波涌浪叠的船窗前,却可见到我们的诗人宋琬,正须髯飘飘,就着高烧的烛灯,执卷诵读!
倘若这是在庐峰月下,对茅窗孤灯,聆松涛千仞,那境界一定将格外清美幽渺吧?倘若这是在西子湖畔,仰修竹千竿,听游鱼唼喋,于执卷吟赏之际,也一定会更添几分韵致吧?但“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句,却把这“读书”的背景,转换在了壮奇雄阔的浪涛之间,而且是在烛照浪影的舱间“灯”下,那境界又岂是上述这境所可比拟?
此刻的舱中当然也是幽清的。幽清得连一只令人憎厌的蚊子苍蝇都没有。然而这幽清,又是以何其惊心动魄的舱外之景为陪衬的啊:浩荡的黄河在夜天下狂暴喧腾;荧荧的船火,还可照见一阵又一阵掀天浊浪崩裂眼前;涛声隆隆,如疾雷碾过船之两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突然推出挑灯抚髯,执卷而诵的诗人近景,那气度和仪态,该带有怎样一种睥睨古今、笑傲万浪的沉静和潇洒!
如果说“黄河浪”所蕴含的,是极大的动荡之境;那么“读书灯”所显示的,则是迥然相异的静谧之境。这两者本来很难相容,诗人却以身临的浪舟读书之兴,将它们奇妙地组接在了一句诗中。大“动”与大“静”由此相反相成,雄奇的“黄河”夜浪之涌,与潇洒的诗人“读书”身影,由此相叠相钱,辉耀了整首诗行。一个为前人不到的崭新诗境,在行舟黄河的诗人宋琬笔底,就这样兴象峥嵘的创生了!
这诗境的创生虽说出于偶然,却是宋琬悲苦生涯中哀愤之情的必然触发。倘若不是在顺治七年、康熙元年“两度系狱”,饱尝过宦海沉浮的险恶“风涛”;倘若不是憎恶于“白鸟(蚊子)苍蝇”式谗人的陷害,厌倦于“久抛青简束行幐”的仕途奔波,而向往着一种放浪无羁的自由生活——那么,宋琬又怎么会觉得,黄河的“掀天浊浪”,并不比“人间”的风涛险恶?又怎么会激发在“黄河浪”中化身“蠧鱼”,挑灯诵书而一“酬夙债”的豪兴?
由此反观此诗之前三句,你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吐语平平而以为无足轻重了——其实,“久抛青简束行幐”之卑陋,“白鸟苍蝇甚可憎”之烦嚣,恰都是运笔上的一种铺垫和反衬。它们之存在正是为了在结句中造成诗情的巨大逆转,以翻出一个之与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有了这卑陋和烦嚣的反衬,“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境,便愈加见得雄奇潇洒,超世脱俗,而令你无限神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