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暮春时节，庭户寂寞，粉蝶穿槛，疏雨黄昏。东风送暖，落红成阵。此情此景，令人魂销。闺中人独自含愁，已无心肠料理玉炉香烟。这首词通过春景的描写，含蓄地透露了人物内心的离别相思之情。诗人以风华之笔，运幽丽之思。全词写得清新柔美，婉转多姿。

　　当春光消逝落红无数的时候，人们不免产生一种怅惘的心绪。莺歌燕舞、姹紫嫣红的春光给人带来生活的欢乐和美的享受，也悄悄带走人的青春年华。这首词在暮春时节风雨花飞的背景下，抒写闺中春愁，它所蕴含的春思清韵，别有一番耐人寻味的意蕴。上阕写晚天疏雨、粉蝶双飞。一般地说，春天的蜂儿蝶儿，多在日间和风日丽的花树丛中穿飞。而作者笔下的双双粉蝶，偏于晚天疏雨中穿槛而飞，其点缀寂寞庭户，反衬闺中人孤独境况的用心，不言而谕，粉蝶双飞本是无意，但在有情人的心中，顿起波澜，牵动春思：她对青春幸福的向往，对爱人的期待，通过这对比鲜明的画面暗示给读者。下阕写闺中人在期待中的失望。晚天疏雨中，天气微寒，她独倚帷帐双眸含愁，任“玉炉烟断香微”。只是当帘外闲庭中东风摇荡花树，满树花飞如雨的景象才将她从痴迷中唤醒，春光匆匆归去，不禁使她销魂荡魄。

　　毛熙震是花间派词人，但这首词的写景状物多用白描，清丽疏淡，情味蕴藉，与“花间”秾丽香艳、镂金错彩的风格迥异。作者写的闺中人，不描摹其体态衣妆，不明言其多愁善感，除了“含愁”一句正面点明其期待与失望，再以“玉炉”一句烘托其期待已久，相思之苦，其余各句，均于景物描写中带出她的形影与神态，这正是词论家所称道的融情入景的功力。词中所摄取的双飞的粉蝶、晚天疏雨、东风花树等景物，是最富于表现暮春清韵和闺中人春愁的典型景物，将它们和谐地组合起来，使全词有了直观的画面，具有诱人的美感，情景交融，了无痕迹。前人论词的章法，讲究“短章蕴藉”，言尽意不尽。此词就是一首情景相生、含蓄蕴藉的佳作。它那情在言外的意蕴，比起痛快淋漓的表白，更具有耐人寻味的魅力。尤其篇末“东风满院花飞”一句，形象凄艳，含蕴无穷。

　　《天仙子·好在软绡红泪积》况味颇有拟古之风，遣词造句古朴雅致却不见笨拙，只识真意境，收篇一句更为点睛之作，含婉深细。词句叙说相思离情别绪，依三个层次进行描述：

　　首二句说菱丝碧。谓漏痕斜罥，指上面草字行行，犹如菱蔓斜挂。又谓软绡红泪，指上面凝聚泪痕，仍依稀可见。这是对于来书的描述。好在说明感情不变，温爱依旧。因为有实物见证，软绡下留下红泪。这时第一层意思。

　　中间三句说玉关秋。谓于秋尽之时，在玉关接到来书。用古钗脚写成的书信。

　　古钗与上面的漏痕，指草书，亦指泪痕。如果说漏痕斜罥的菱丝碧为专指，那么，古钗封寄当是泛指。表示出征关塞，接获兰闺锦字。这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推广。以下两个三言短句，就一个“秋”字，加以引申，将天下这征人、思妇所造成的两地相望，重会无期的局面，展示出来。这是第二层意思。

　　最后的“不信鸳鸯头不白”，以“不信，不；信，一定”的模式，表示虽遥隔千里，但始终坚信，将相守终老。其所信守，与“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列女操》）一样决绝。这是全篇的总结。

　　三个层次的铺排，其中心意思，即所谓作书寄远者也。征人思妇，相思念远，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题材。《昭代词选》辑录纳兰此词，副题为“古意”，表明是一种仿古之作。乃复制品，并非原创。当不一定来真的，未必有真感情在，比如王国维所说，“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不一定用心，用生命书写，或者歌咏。也许只是一种游戏文字。并且因为用典，以故事说故事，亦很难相信就是自身的体验。但其将个别推向一般，却更加带有普遍意义。未可等闲视之。

　　词开头两句用典可谓十分恰当，以浑朴古拙之笔写妻子寄来的轻纱，浅叙白描，却不失情真意切，深致动人。首句用一锦城官妓灼灼之典，《丽情集》中说：“灼灼，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调》，御史裴质与之善。后裴召还，灼灼以软绡聚红泪为寄。”此处软绡，饱含款款相思之情。“古钗封寄玉关秋”亦用古钗之典，深切委婉地表达了归乡之思，表达了他对爱妻的深情思念。而结句犹显含婉深细，“不信鸳鸯头不白”，是反用李商隐的《代赠》中“鸳鸯可羡头俱白”，也有欧阳修《荷花赋》中句子：“已见双鱼能比目，应笑鸳鸯会白头”，亦是“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之意。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似乎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第三句“粉骨碎身浑不怕”。“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全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这首小令是元人马致远所作的“潇湘八景”组曲之一。潇湘八景，因宋代画家宋迪以潇湘风景写平远山水八幅而得名。八景为：山市晴岚、远浦帆归、平沙落雁、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后多有画家、诗人以此题材进行创作，马致远的《寿阳曲·潇湘八景》即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组曲。

　　这首小令以“天将暮”起笔，点明时间，为整个画面铺垫了一层幽探的色彩，奠定了全曲的基调。第二句“雪乱舞”，笔锋承接上句，紧扣题目·写雪景，“舞”字暗示出有风，“乱”字则突出了风的强劲，隐然有呼啸之声透出。作者借雪之“乱舞”传达风声和风势，凌虚造景，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雪借风势，更显出雪之大，雪之猛。若说“雪乱舞扮极写雪之动态，“半梅花半飘柳絮”则进一步通过一个“飘”字串起“梅花”、“柳絮’两个虚拟的意象，拓展想象的审美空间，从视觉形象上扩大艺术容量。作者以虚实相生的笔法绘声、摹形、传神，风神蕴藉，韵味隽永。

　　这是一首描写暮春农村景色的诗歌，描绘了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

　　第一句是纯景物的静态描写。篱笆和小路，点明这是农村，“篱落”是有宽度的，用“疏疏”指出它的状态，显见其中有间隔，才能看见篱笆外面的山道。“一径深”，表明山道只有一条，并且很长很长，延伸向远方。宽广的篱落与窄小的一径相对照，稀稀疏疏与绵绵长长相对照，互相映衬，突出了农村清新与宁静。

　　第二句也是纯景物的静态描写。路旁，树枝上的桃花、李花已经落了，但树叶还没有长得茂密，展示出农村自然、朴素的风貌。

　　第三句是人物动态描写。“急走”与“追”相结合，儿童们那种双手扑扑打打，两脚跌跌撞撞追蝶的兴奋、欢快场面就历历在目了，反映了儿童们的天真活泼。

　　第四句，菜花是黄的，又是繁茂的一片，一只小小的蝴蝶，飞入这黄色的海洋里，自然是无处寻了。读者可以想象，这时儿童们东张西望，四处搜寻的焦急状态，以及搜寻不着的失望情绪等等，更表现出儿童们的天真和稚气。

　　本诗通过对春末夏初季节交替时景色的描写，体现了万物勃发的生命力。全诗所摄取的景物极为平淡，所描绘人物的活动也极为平常，但由于采取景物与人物相结合，动静相间的写作手法，成功地刻画出农村恬淡自然，宁静清新的暮春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