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甫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这首诗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细腻地描画了优美恬淡的景物，随意地叙写了闲适温馨的生活情趣，表现出作者杜甫难得的一段安定生活给他带来的满足和欣然。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在初夏时节的村庄，一条曲曲折折的江水环绕着村子静静流淌，水色清澈，有鱼儿在水中戏耍、来去无声，整个村庄的一切都是那么幽静。一曲清江，给村落带来了安宁和清幽，这“清江”即成都的浣花溪，诗人以“清”称之，大概是喜爱它悠悠然绕村而流。因此给它一个美称。
“抱村流“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它的可爱，同时也照应了“江村”的诗题。开头两句，就定下了全诗的氛围，挈领了全诗的旨意。万事悠悠，历经磨难的诗人不再有担忧和愁烦，且自怡然欣赏这村中的景色。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看吧，新建的草堂刚刚落成，就有顽皮的小燕子轻快地飞过来又飞过去，没有人去理会它们，可是它们自在地玩得那么开心，真像活泼的小孩子一样。诗人捋着胡子呵呵笑着，信步走到了江边，江上有两只白鸥在轻柔地浮游，它们或前或后，时而交颈而鸣，时而追逐着在水面上打着圈儿——它们一定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南朝诗人何逊曾有“可怜双自鸥，朝夕水上游”的句子，杜甫曾学习何逊的诗，当他看到这种场景，想必会心有所会、悠然忘机。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诗人怀着愉快的心情缓步向家中走去，看见老伴正坐在门前的树荫下，在纸上画着什么，走近看时，原来是一个棋局。“叮叮”的声音传来，小儿子在埋头认真地敲着一根针，这个贪玩的孩子，他是要自己做个鱼钩儿，好去江边钓鱼玩。
这样的场面大概是村中常可见到的，可是对于经历了安史之乱，屡受挫折、颠沛半生的作者杜甫来说，是他少有的珍贵的福气，令他心头为之一暖。在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时候，他何曾想象过这样温馨的时刻。这两句捕捉到生活中最普通的画面，传达出一种普遍的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闲适美好。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诗人从眼前和乐安宁的生活场景中发出感叹：有老朋友赠送我粮食和他的俸禄，我这个平凡卑贱的人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这两句看似庆幸、表示满足的话，仔细读来，其实不知潜含着多少悲苦和酸辛。
杜甫能够居住在成都草堂，全赖友人的帮助，眼前虽有这样的和乐与安宁，却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之上的。被后人尊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却要靠着别人的赠与才能活下去，而且还要说自己“更何求”，即没有别的要求。这语言越是平静从容，越是让读者心感酸楚、为之落泪。他的志向本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数十个春秋过去了，如今人到晚年，要求仅只是一蔬一饭而已。诗人说得这样闲淡，仿佛他的心头已经不再有生活的阴霾，再也不愿去迎接那些纷扰和喧嚣。
从作诗的艺术角度来看，这首诗写法精严而又流转自然；字句精炼、刻画细微，而又让人无迹可寻。这是杜甫律诗的老到之处。尾联上句“但有故人供禄米”，一作“多病所需唯药物”，无论从平仄还是诗意上看，都以“但有”之句更佳。
全诗前后啮合，照应紧凑：“梁上燕”属“村”，“水中鸥”属“江”：“棋局”正顶“长夏”，“钓钩”又暗寓“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自”字，两“相”字，当句自对；“去”、“来”与“亲”、“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荡。颈联的“画”字、“敲”字，字皆现成。且两句皆用朴直的语气，最能表达夫妻投老，相敬弥笃，稚子痴顽，不隔贤愚的意境。
首句“客心愁日暮”，起调平稳，而包笼颇大。诗人作客他乡，愁思满腹，虽归心似箭，然归期难卜，唯有在江边目断归舟，留连徘徊而已。时已黄昏，烟霭四起，在山间弥漫，将树色吞没。面对如此景象，使人不能不产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的慨叹。是以“客心”一句，实使“山烟”一句不呼自来，所谓因情生景是也。但是，诗人眼前虽不得归，归期却未必无望，所以他的内心，也不尽是悲凉。“山烟”一句色调太暗沉，于是“江水映霞晖”，诗意又振起。黄昏的江面，放眼四顾，没有比那翻光倒影、绚烂多彩的晚霞，更引人注意了。这晚霞一及江面，一江流动着的，便似乎不是水，而是万匹锦绣。这一句色调明丽鲜亮，正是诗人心中希望的象征。“独鹤”二句的两两相对，机杼又与上二句相同。独鹤凌空，形单影只，则使人生一身飘泊之悲；双凫出浪，相亲相近，则使人生夫妇相聚、举家团圆的向往。不过，这二句与上二句对比手法虽同，但笔致一阔大、一灵动，其趣亦不相同，而分别可喜可玩。诗最后以离乡千里，天寒无衣，凄然作结，回应到首句，则全诗成一浑然整体矣。
这首诗，写景流丽，言情婉转，不作艳词丽句，能以本色见佳。尤其是其中间四句，对仗精切，音调谐婉，缀句连篇，宛如唐律，是全诗最胜之处。即此一斑，亦可知老杜“苦学阴何”之语，实非虚谈，若何逊之诗，真有可学之处。
纳兰之心，细致到微小的野果亦能勾起忧虑重重。
《元霞宫记》中有对红姑娘描述道： “金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西风瑟瑟惹得些微寒意，翠袖斜倚阑干，清清朗朗的，红姑娘好似少女般温婉可爱。花冠似有丝织之感，美艳轻柔，殷红之色视同红玛瑙，红姑娘形色甚是好看。首句“骚屑”，意为风声，汉时刘向《九议·思古》中有“风骚屑以摇木兮，雪吸吸以湫戾”。
行文至此皆是刻画红姑娘之态，读来惹人喜爱，可以想象一片葱郁之景，引得人心随它沉醉在一片风情之中。霞前半部分基调积极，呈现的多是欢愉。
但至下片语意顿转，质问“霞宫事往凭谁问”，霎时转为沉重的历史之思，洋溢的许是悲苦之意。朱颜无恙，过往何存，野果如今还依稀尚存，葱葱郁郁美好地保留着，点缀着这个世间，当年王朝却早已沦为陈迹。依稀只记得当年元代至正年问，宫殿前的红姑娘争相娇艳，宫中女子争相采摘插戴，一派活泼场面。而今只留萧条旧宫，美景依旧，对比之下更显得寥落。
至正年间用作背景，自有深意。至正即元惠宗顺帝第三个年号，霞时值元末。顺帝昏庸，不谙权术，有一年元朝境内发生通货膨胀，加之为治水加重徭役，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其后各地义军蜂拥而起。最终，元朝灭亡，政权为朱元璋所夺。霞至正年间这一时代背景隐藏些耐人寻味的意味。纳兰借用此典，表达的或许是今昔之叹，又或许有对时下的深深忧虑。
再细究“无恙是朱颜”，又要联想纳兰对后主词的偏爱。这朱颜一词，正是因李后主的绝笔《虞美人》而出名。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每每轻诵此句，都是满怀的怅惘无奈。 “欲语泪先流”的凄婉动人，都寄附于犹在的雕栏玉砌上，偏是为了那不再的朱颜。传达之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百般无奈，与纳兰的“霞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一句，可谓异曲同工。纳兰迷后主之词，确实得其精髓而不失纳兰之风。
后主句中的“朱颜”单从释义上看， “朱颜，即红颜，少女的代称”，表义上看应指南唐旧日的宫女，当然后人也有理解其还应包括旧日南唐的青山、碧水、明月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当年李后主被押到东京，从一个尽享君主之乐的国君沦为亡国之俘，辛酸不已，每日以泪洗面，霞感叹，当初“物是”，如今“人非”。
纳兰深得后主词义，物是人非的今昔之叹，叹得沉郁内敛，自有精魂。花草之趣，植株争艳之景，人处虽小，小中见大。历史遗恨，不用说尽往昔风华绝代，只需轻轻勾勒当下的细枝末节，就足够令怀史之人，流尽含恨之泪。
深感今昔之别，变迁之苦，而今之世，也不知能否安定。扼腕之痛，忧心之苦，郁结之人，轻轻问道： “霞宫事往凭谁问”就足够引人哀愁万分。
每逢重阳节，人们都要怀念远出在外的游子，异地做客的游子也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中国古代诗人也屡屡在诗中表达重阳节思亲的情怀。如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汪元量由重阳节感发的就不仅仅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更为深情的，是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小令分上下片。上片主要是对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气氛的渲染。开头：“官舍悄，坐到月西斜。”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而作者心绪如麻，不能成寐，面对一弯明月沉思默想，一直到月沉西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汪元量举头望月的所思所想就不仅仅是故乡，而要广泛、深沉得多。“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这两句紧承上面，进一步表达一种悲痛的情怀。长夜漫漫，角声时起，给人一种绝域苍茫的肃杀气氛，在这阴森恐怖的陌生之地，作者只有悲愤地喃喃自语，聊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于万一。这种悲痛的来源就是对“家”的无限思念。这个“家”主要是指已经沦丧于蒙古铁蹄之下的南宋王朝，一个大“家”，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自己的小“家”。“南北各天涯”。从南宋临安到元大都，重山叠水，遥距数千里，真可谓天各一方。即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正是在这样的近乎绝望的境地中，才显得更加悲壮，更加沉重。
词入下片，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思念，由抽象的情绪变为具象的行为。“肠断裂，搔首一长嗟。”作者虽有回天之愿，却无回天之力。作者思念国家、以至肝肠寸断，却只能以搔首长叹作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只是一种忧心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这两句涉及到了作者思家的具体内容。作者想到，往年南宋宫中那些拥金枕玉的美女们，在重阳节总是开怀畅饮，醉赏菊花，尽情欢笑。而今国破家亡，她们就不能象往年那样了。即使她们陪着征服者饮酒赏花，强颜欢笑，但由于物是人非，她们的心情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末句“和泪捻琵琶”再次把内在感情化为具体行动。悲愤交集，热泪长流，但又不能跃马扬鞭，奋战沙场，只能捻动琵琶。弹上一曲曲悲歌。在这如泣如诉的琵琶曲中，会有多少作者不敢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后人在评价汪元量的诗词时说：“唐之事记于草堂，后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又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确实，汪元量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比之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南宋灭亡这段历史，比起安史之乱来更为沉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