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调名取自陈羽诗《过栎阳山溪》中“众草穿沙芳色齐，踏莎行草过春溪”。曹冠词名之为《喜朝天》，赵长卿词则名之《柳长春》。双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仄韵。
张抡这首《踏莎行》上片写秋天山景，下片写仲秋赏月。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第一句先以“秋”字点出节令，然后以“入”字写出秋来的动态，再以“山”字指明秋入的处所。前方着一“云”字，点明山势高峻，耸立云端。通过此句四字，把本词描写秋山的意旨交代出来。接下去，用第二句写秋入云山所带来的变化。“物情”二字，指山中景物的情态。“潇洒”，乃清秀爽丽之貌。这两个字最宜于表现秋天风物秀逸的风韵。如杜甫《玉华宫词》：“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张抡说“物情潇洒”，不只是写到秋之于物的作用，而且写出景物之情。仿佛山中草木有知有情，秋来之际显出潇洒的姿容。而从“物情”的“潇洒”之中，又可见出词人潇洒的笔意，词家之清韵。景中有我，我在景中，情深意远，极尽赏爱之意。接着第三句紧续一笔，“百般景物堪图画”，“百般”极言景物之多，千姿百态，争艳斗奇，蕴含着无限的诗情画意，故而说“堪图画”。张抡这首词，可说是以画入诗，诗中有画。山中秋景胜绝，无处不美，目不暇接，要有一番选择，用最典型的景物写出秋山之美，于是词人以生花妙笔写出丹枫、黄花两景。
“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这是两句精美绝伦的对偶句。第一句，“丹枫”，亦称霜叶、红叶。谓枫叶经霜而红，色艳如丹，故称为“丹枫”。“万叶”，极言枫叶之多。“丹枫万叶”四字点带出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之景。“碧云”，青白色的云气。句尾的“边”字，是个忽视不得的字眼。丹枫的位置、山势的高大均由此字点出。说明火红的枫叶层层叠叠，依山而上，一直铺展到碧云旁边，描绘出碧云与红叶相映，山色与青空交辉，丹枫似锦、万山如绣的秀丽景色。晚唐诗人杜牧写过一首《山行》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后两句也是极写枫林霜叶之美和赏爱不尽的情趣，向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杜牧用比喻写霜叶之红，张抡则以碧云映衬丹枫之色。各有千秋，异曲而同工。为描述红叶之美，古代诗人竞驰才思，极尽形容之妙。杨万里曾赋一绝，题为《秋山》，诗云：“乌臼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以浪漫的笔调，拟人化的手法，十分风趣地写出了小枫醉容可掬的形象。再接着看张抡的词，“黄花”，即黄菊，以其色泽金黄，故称之为“黄花”。“千点”，是远而望之，言其小而多，也表现其点缀分布之广。“幽岩”，清幽寂静的山岩。有岩而幽，说明草木丰茂，一片青绿。“下”字，点出金菊的位置，在山岩深幽之处。无数的菊花，点点洒洒，如散金碎黄，镶嵌在万绿丛中，显得分外明丽耀眼，描绘出岩壑含翠、金英秀发的清幽景色。
古来写丹枫、黄花的诗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分而言之者多，兼而写之者少。即使兼写，也很难找到能与此媲美的妙句。朱庆余《观涛》写过“高楼晓望无穷意，丹叶黄花绕郡城”，可谓秀美而有意趣，但终究略逊一筹。张抡这两句词，就所构成的画面来说，突出的主体景物是丹枫、黄花而分别以碧云、幽岩作为陪衬。高远处，在淡采素墨的背景中，抹出浓烈之色；深幽处，在重笔濡染的衬底上，点出鲜明之色。淡中见浓，浓中有淡，明暗变化，对比强烈，构成一幅色彩斑斓、意境深远的秋山画卷，充分显示了词人摹写景物的艺术才能。古人云：“江山明秀发诗情”。正是可爱的自然风光激发了词人的灵感，才写出了这两句情韵俱到的好词。另一方面，好诗好词又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经过千锤百炼得到的。在这方面，古代诗人的感受是很深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杜荀鹤认为写诗必须持之以恒，永不间断，所谓“生应无辍手，死是不吟时”。陆游到了84岁还坚持不懈地奋力创作，说是“无诗三日却堪忧”，成为最多产的诗人，一生留下了上万首诗词。为了斟酌一句诗、一个字，诗人们往往是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李贺为积累诗句，马上特置锦囊，每有所得，辄书之以投囊中。贾岛为“推”、“敲”二字，想得出神，竟然骑马闯进韩愈的仪仗队而不自知。他苦吟苦写，乃至于“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其中甘苦，大有一言难尽的味道。另一个苦吟诗人孟郊，为写得好一些，焚膏继晷，日夜习作，自道是：“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还有一个卢延让，更是险觅狂搜，殚精竭虑，为“吟安一个字”，以至于“捻断数茎须”，说是“险觅无应闷，狂搜海亦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并不主张闭门索句，凭空臆造，一味雕琢。但字斟句酌，刻苦磨炼，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创作，是写出好诗好词的首要条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尽人皆知的名句，其中的“绿”字之所以写得形象生动，掷之于地可作金石之声，乃是经过十几次的反复修改而后得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论才华论技巧，都是冠绝千古的，然而他在创作中始终一丝不苟，常常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而且他的诗作愈老愈严格，自道是：“晚来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古往今来，无数的事例证明了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作家不仅需要才华，更重要的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才能熔铸出好的诗句，写出好的作品。由此看来，张抡这两句词，虽说只有十四个字，然而却是来之不易，付出了艰苦劳动的。
下片换头三句，写仲秋夜月之美。
“已喜佳辰，更怜清夜，一轮明月林梢挂。”仲秋，是一年一度的佳节，人人欢度，故而曰“已喜”。又逢天气爽朗，夜空碧清如洗，因而格外高兴，故曰“更怜”。下面由写意转而写景，点出“一轮明月”。月圆如轮，高挂林梢，银辉流洒，清光烛地，正是赏月的大好时刻。故而末结两句云： “松醪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松醪”，用松膏酿制的酒。李商隐《复至裴明府所居》云：“赊取松醪一斗酒，与若相伴酒烦襟。”“野人”，山野之人。“期”，约会之意。“忘形”，语出《庄子·让王》：“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杜甫《醉时歌》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张抡这两句写词人常与山野之人相约饮酒，情投意合，不拘形迹地在月光下谈天说地，淡泊的心境与清幽的月色交融在一起，表现出闲适惬意、怡然自得的山居乐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首词在语言上是很有特色的。音韵和谐，辞意兼美，清丽秀润，亲切自然。词人在语言艺术上，的确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韦应物晚年对陶渊明极为向往，不但作诗“效陶体”，而且生活上也“慕陶”“等陶”。这首诗歌就是韦应物羡慕陶渊明生活和诗歌创作的证明。
这是写春日郊游情景的诗。诗先写拘束于公务，因而案牍劳形。次写春日郊游，快乐无限。再写归隐不遂，越发慕陶。韦应物不想在局促的官署里度日，清晨来到了清旷的郊外。但见春风吹拂柳条，青山能荡涤自己的俗虑，又有微雨芳原、春鸠鸣野，于是心中为之清爽。走倦了歇歇，歇完了再沿溪边散漫行走。但毕竟他是个做官的人，心中时时要冒出公务之念，因此想以后能摆脱官职，结庐此地，过像渊明一样的田园生活。
这首诗写春天山野之景很清新，显示出诗人写景的才能。但韦应物不是陶渊明，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后能躬耕田里，兴来作诗歌田园风景，农村景象处处可入诗中，处处写得自然生动。韦应物则是公余赏景，是想以清旷之景涤荡尘累，对自然之美体味得没有陶渊明那样深刻细致。陶渊明之诗自然舒卷，而韦应物则不免锤炼，如此诗中的“蔼”字。但平心而论，韦应物写景，在唐朝还是能卓然自成一家的。
这首诗以真情实感诉说了官场生活的繁忙乏味，抒发了回归自然的清静快乐。人世哲，经验谈，话真情真，读之教益非浅。“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可谓风景陶冶情怀的绝唱。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