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的“鬼”诗，总共只有十来首，不到他全部作品的二十分之一。李贺通过写“鬼”来写人，写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情。这些“鬼”，“虽为异类，情亦犹人”，绝不是那些让人谈而色变的恶物。《苏小小墓》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
苏小小是南齐时钱塘名妓。李绅在《真娘墓》诗序中说：“嘉兴县前有吴妓人苏小小墓，烟雨之夕，或闻其上有歌吹之音。”李贺的这首诗以苏小小的故事为题材，写幽灵形象和幽冥境界。全诗由景起兴，通过一派凄迷的景象和丰富的联想，刻画出飘飘忽忽、若隐若现的苏小小鬼魂形象。诗中寄寓着诗人独特的身世之感。
诗的前四句直接刻画苏小小的形象。一、二两句写她美丽的容貌：那兰花上缀着晶莹的露珠，像是她含泪的眼睛。这里抓住心灵的窗户眼睛进行描写，一是让人通过她的眼睛，想见她的全人之美，二是表现她的心境。兰花是美的，带露的兰花更美。但着一“幽”字，境界迥然不同，给人以冷气森森的感觉。它照应题中“墓”字，引出下面的“啼”字，为全诗定下哀怨的基调，为鬼魂活动创造了气氛。三、四两句写她的心境：生活在幽冥世界的苏小小，并没有“歌吹”欢乐，而只有满腔忧怨。她生前有所追求，古乐府《苏小小歌》中说：“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但身死之后，她的追求落空了，死生悬隔，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绾结同心，坟上那萋迷如烟的野草花，也不堪剪来相赠，一切都成了泡影。这种心绪，正是“啼”字的内在根据。仅用四句一十六字，形神兼备地刻画出苏小小的鬼魂形象，表现出诗人惊人的艺术才华。
中间六句写苏小小鬼魂的穿着服饰和使用物品：芊芊绿草，像是她的茵褥；亭亭青松，像是她的伞盖；春烟拂拂，就是她的衣袂飘飘；流水叮咚，就是她的环佩声响；她生前乘坐的油壁车，如今还依然在等待着她去赴“西陵松柏下”的幽会。这一部分，暗暗照应了前面的“无物结同心”。用一个“待”字，更加重了景象、气氛的凄凉：车儿依旧，却只是空相等待，再也不能乘坐它去西陵下，实现她“结同心”的愿望了。物是人非，触景伤怀，徒增哀怨而已。
最后四句描绘西陵之下凄烟苦雨的景象：烟凄雨零之中，有光无焰的鬼火，在闪烁着暗淡的绿光。这一部分紧承“油壁车，夕相待”而来。翠烛原为情人相会而设。有情人不能如约相会，翠烛就如同虚设。有烛而无人，更显出一片凄凉景象。“翠烛”写出鬼火的光色，加一“冷”字，就体现了人的感觉，写出人物内心的阴冷：“光彩”是指“翠烛”发出的光焰，说“劳光彩”，则蕴涵着人物无限哀伤的感叹。期会难成，希望成灰，翠烛白白地在那里发光，徒费光彩而一无所用。用景物描写来渲染哀怨的气氛，同时也烘托出人物孤寂幽冷的心境，把那种怅惘空虚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以景起兴，通过景物幻出人物形象，把写景、拟人融合为一体。写幽兰，写露珠，写烟花，写芳草，写青松，写春烟，写流水，笔笔是写景，却又笔笔在写人。写景即是写人。用“如”字、“为”字，把景与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描写了景物，创造出鬼魂活动的环境气氛，同时也就塑造出了人物形象。诗中美好的景物，不仅烘托出苏小小鬼魂形象的婉媚多姿，同时也反衬出她心境的索寞凄凉，收到了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这些景物描写都围绕着“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一中心内容，因而诗的各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得到集中的、充分的揭示，显得情思脉络一气贯穿，具有浑成自然的特点。
这首诗的主题和意境借鉴了屈原《九歌·山鬼》中对神、鬼的描写方法。从苏小小鬼魂兰露啼眼、烟裳水佩的形象上，可以找到山鬼“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的影子；苏小小那“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的坚贞而幽怨的情怀，同山鬼“折芳馨兮遗所思”、“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心境有一脉神传；西陵下烟雨翠烛的境界，与山鬼期待所思而不遇时“雷填填兮雨冥冥”、“烟飒飒兮木萧萧”的景象同样凄冷。由于诗人采用以景拟人的手法，他笔下的苏小小形象，比之屈原的山鬼，更具有空灵缥缈、有影无形的鬼魂特点。她一往情深，即使身死为鬼，也不忘与所思之人绾结同心。她牢落不偶，死生异路，竟然不能了却心愿。她怀着缠绵不尽的哀怨在冥路游荡。在苏小小这个形象身上，即离隐跃之间，读者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诗人也有他的追求和理想，就是为挽救多灾多难的李唐王朝做一番事业。然而，他生不逢时，奇才异能不被赏识，他也是“无物结同心”。诗人使自己空寂幽冷的心境，通过苏小小的形象得到了充分流露。在绮丽秾艳的背后，有着哀激孤愤的思想，透过凄清幽冷的外表，有着诗人炽热如焚的肝肠。鬼魂，只是一种形式，它所反映的，是人世的内容，它所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感情。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此诗两章开篇都以“能兰”枝叶起兴，描述女诗人眼中“童子”的年幼无知。因为能兰的荚实与觽都是锥形，很相像，故诗人触景生情，产生联想。这位女诗人与诗中的“童子”，可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关系非常亲密。可是，自从“童子”佩带觽、套上韘以来，对自己的态度却冷淡了。觽本是解结的用具，男子佩觽并没有严格年龄限制，与行冠礼不同。据《礼记·内则》记载：“子事父母，左佩小觽，右佩大觽。”《说苑·修文篇》也说“能治烦决乱者佩觽”，故毛传谓觽是“成人之佩”，佩韘则表示“能射御”。当时，贵族男子佩觽佩韘标志着对内已有能力主家，侍奉父母；对外已有能力从政，治事习武。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中的“童子”一旦佩觽佩韘，便觉得自己是真正男子汉了，一下子稳重老成了许多。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这一变化，在那多情的女诗人眼里，不过是装模作样假正经罢了，实际他还是以前那个“顽童”。最使她恼怒的是，本来他们在一起无拘无束，亲昵得很，而现在他却对自己疏远了，冷落了。因而“童子”的日常言行举止乃至垂下的腰带，无一不惹她生气，看了极不顺眼，甚而觉得这一切都是故意做给她看的。尽管他“容兮遂兮”，处处显示出一副成熟男子的模样，而她偏要口口声声唤他“童子”。“童子”的称呼，正包含着她似娇还嗔的情态，从这一嘲讽揶揄中不难察觉她“怨”中寓“爱”的绵绵情意。
全诗两章重叠，实际只有三个字不同，寥寥数语，就把“童子”态度的变化及姑娘的恼怒心理描摹出来了。这是诗经中惯用的复沓的手法，用以强调本意，诉说“童子”的不解风情。每章前四句一韵，后两句一韵，从乐歌的角度考察，后两句大约是附歌。
这是一首低吟春愁的小诗。作品寓情于景，通过一系列清冷寂寞的环境景物描写，从中自然流露出作者心境的孤寂与凄恻。作品虽然以抒情为目的，却丝毫也不涉及心理的倾诉或客观的议论。作者的全部情绪，都通过景物的选择与渲染表现出来。情在景中，景即是情，景随情生，情景交融，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首句交代大环境。北国之春，寒意袭人，不仅点明节令，也暗示作者心头的清寒与凄冷。“恻恻”二字双关，既强化春寒的料峭，又暗指作者心绪的凄恻。门虽设而常关，既写环境的幽静，同时也写作者无人过往的孤独的处境，进一步流露出其内心的孤寂之感。
次句写“重门”之内室中的景象。香炉尚有余温，却已不再有袅袅香烟萦绕。室外既冷寂凄清，室中也没有了生机活力，到处都是一片死寂。香炉既有余温，室中当然尚有人活动，并不是无人居住的空房。但“香残”而无人续添，可见主人公心绪的慵懒。诗意至此，暗点出主人公的存在，以及他处境尤其是心境的寂寞，含蓄委婉，用笔至为曲折。
“燕子”一句，由室内的孤寂引出联想。往年的春天，这里也是这般寂寞，不过，秋去春还的燕子，也还能给孤独的居室增添一点生趣。而现在，却连燕子也不再归来，一切都静到了极点，没有丝毫的生命的痕迹。只有落红片片，表明春光逝去，还和往年一样。这一句，从晏殊《浣溪沙》：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化出。晏殊的词，从年复一年燕来花落的自然循环中，感受到年华易老，人生短暂。本篇暗用晏词而更寥落。
春光已经凋残，连燕子也不再回来，一切都陷入一片寂静凄凉，死气沉沉。只有庭外的风雨，还在淅淅沥沥，送走了难熬的永昼，迎来又一个黄昏。不过，风自风，雨自雨，似乎没有在主人公的心上掀起一丝波澜。一个“自”字，极写主人公情绪的消沉低落。“听风听雨过清明”，“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愁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阴。”“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前人往往爱以独对凄风苦雨的镜头，形容人的孤独寂寞与百无聊赖。本篇却反其意而用之，连庭外的风雨，也无心理睬。真正是心如止水，万念俱灰了。全篇虽然没写一个“愁”字，而无边的春愁，却早已弥漫到整个世界，并自然浸透到读者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