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土和倦游情这样的词是典型的羁旅思乡的象征。连续三首诗,诗人多次运用百年和千里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交织进行的搭配,使得愁绪不仅仅弥漫在纸页上,更是充斥在整个空间里,并且随着第四维时间的推移更加的浓重。仿佛我们回到了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看到诗人的衣带正飘动,感觉到诗人的思绪刚刚开始。百年,和千里,又运用的夸张的手法,洪造得了氛围。
戍道就是为了防守边疆而修的战道。王勃是非常渴望从戎报国的。在《滕王阁》中,他道:“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柳宗元的《小石潭纪》中一段极其别致的描写:“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于是伐竹取道”。然而在此诗中,无论是心中的渴望还是自然的美景都无法吸引诗人,高低错落如何,远近鸣环又如何。作者在这里追对它们作了粗略的带过。
涧叶繁密到无法细分颜色,山花也无法辨名。照理说,已经是迷花倚石的境界了。然而,即使见到了仙境般的景色,这种景色,现在仅仅作为诗人羁心的反衬了。诗中,一个低分色和一个不辨名,是不着一色,而写尽风流。其妙处类似于希腊神话中,征战十年怨声连连的士兵看到海伦之后,心甘情愿的留学卖命。(呵呵,跑题了)。
面对如此美景,诗人只道,我的愁思到哪里低会结束。言下之义就是还乡。独在异乡,那种孤独和凄凉,日暮都会浮现和膨胀。柳宗元的小石潭竟然让他凄神寒骨。所谓的“涧叶低分色,山花不辨名”竟然变成“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以铺叙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羌笛笛声哀怨、陇头流水幽咽的荒凉凄美画。诗中荒凉壮丽与哀怨婉转也是直接用羌笛吹出的。诗人夜半闻笛声,或许笛子所奏的是《梅花引》之曲调,或许根本不是悲愁的曲调,但诗人联想到悲愁的身世和处境,从而引发了悲愁之情。《陇头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可见陇水之情乃是悲愁之情。李白《秋浦十七首》之第二首有“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之句,可见这里的“清溪陇水情”乃是断肠之情。
“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此处的寒山当在秋浦,而玉关声应该是使人肠断的悲声,因“春风不度玉门关”,亦表达出诗人常以玉门关形容去国离乡的忧愁。月光、流水、笛声、断肠人便是构成这幅画图的基本元素。
从此诗可以看出羌笛已经和表现征战之苦、思乡之痛 的《从军行》、《度关山》联系起来了,集中表现家国之思、思乡之痛。这主要是因为羌笛多与出塞、关山、陇头水等边塞的地名相联系,而这些地名令人自然而然想起荒凉的边关塞漠、流血厮杀的战场、久戍边疆未归的将士。而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伤痛的。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这既是一首凭吊诗,又是一首咏史诗。这首诗集中向诸葛亮表达了崇敬仰慕之情,也指出蜀汉事业的败亡在于刘禅。
首联从诸葛亮在世时活动的重要地点入笔,展开题武侯庙全诗。剑江是诸葛亮率军北伐必经之处,五丈原则是他损命之地。这两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地点,浓缩了诸葛亮由生至死的过程。作者拜谒武侯庙时,跟前出现了“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这绝非实景,而是作者的想像,为的是渲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又”的精神和抒写作者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哀惋心情。
颔联直接揭示诸葛亮壮志未酬的哀伤。诗句直来直去,有助于悲情的表达。颈联又掉转笔锋,再用首联的路数。表现对诸葛亮由衷的悼念之情。作者眼前是武侯庙里的萧疏秋草,却不见傍晚暮霭阻遮的西蜀关山,凄凉迷茫的景色,烘托了作者的哀伤和痛惜。
前三联的基调是低沉、抑郁的,而尾联却蓦然挣脱出来,客观而又公允地为诸葛亮的一生作出了评价:诸葛亮精神传万古,莫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