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让读者从一个片断场景看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去玩味。这首诗却与众不同。它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诗总共只有二十个字。作者在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
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
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与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欣赏这首诗,在一首酬张祜的诗中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句。这说明,张祜的这首诗道出了宫人的辛酸,讲出了宫人要讲的话,当时传入宫中,曾为宫人广泛歌唱。
第一联“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写牡丹“同开俱阴隐”,不必“相倚斗轻盈”,这是指牡丹花之间同开俱隐约,还是以牡丹与别的花相比较,并未言明。从诗意看,似指牡丹花之间可能性为大。“幸”字流露了作者担心、紧张情绪。“何须”则是劝告语气,正应“戏题”二字。这联写了牡丹同开俱隐约,又写了它们之“斗轻盈”。“阴隐”“轻盈”写牡丹的神态,但这并不轻松。这一联里显然凝聚着韩愈内心探处的难言之隐。清黄叔灿《唐诗笺说》认为“有比意”。究竟是比官场中人事纠葛,还是仕途升腾降落,难以探究。总之,韩愈似乎是将自己感慨寓于其中了,因而就格外有韵致。
第二联“凌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就牡丹的神态作进一层描绘。“并作”仍强调同样的特征,同上联“同”、“俱”呼应,更说明斗轻盈的不必要。是上联旨意的形象论证。晚唐罗隐《杜丹花》诗写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确实可以看是受韩诗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韩的“对客偏含不语情”更含蓄别致,有回味的余地。再加上或许含有某种隐情于其中,就更引人入胜了。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一联描绘了牡丹花开之后燕舞蜂忙的嬉闹场面。实际也是渲染了牡丹花所处的环境。就牡丹自身而言,“斗轻盈”就已经具有人格意识,“新妆面,不语情”就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这都是从牡丹本体出发,自然显现,而双燕、游蜂作为牡丹的身外之物也频频关照、时时拂掠、苦苦经营,而作为牡丹自身却又有念想。诗人似乎无意涉及,也就不必探究其中是不是藏有微言大义。单就艺术描写角度看,写出了牡丹花的艳丽姿态,及其繁华场面,有很强吸引力,显示了作者深厚语言工力非同寻常。而最后“长年是事皆抛弃,今日栏边眼暂明”就很清楚表露了作者见牡丹而心喜,忘却多年尘俗之事的愉悦之情。清汪佑南《泾草堂诗话》就认为晚唐诸家咏牡丹“尽态极妍,总不如昌黎一首”,似乎有些过份,因诸家所咏自有其特点自有其角度,不能一概而论,但就艺术上的“轻清流丽,无意求工”这一点说,却道出了韩愈这首咏牡丹诗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恰恰是韩愈将自己心理感受注于诗中所致。清张鸿《批韩诗》认为这首诗有韩愈“不著色”的体格,确是一语中的。较之那些浓彩重饰只求形似的咏牡丹之作,韩愈这首《戏题牡丹》还是充满神韵的。它不仅显示作者驾驭语言的工力,描绘了牡丹的丰采,而且,在“戏”的背后,似乎也含有严肃的命题。这才是韩愈这首诗被评诗家称道的真正原因。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
全诗仅十句。头八句是写黄家洞蛮抗击官军的战事大略。“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是写其步履与武装。步子非常奇特,是雀儿一样的步子,一跳一跳的,步子踏(“蹙”)在沙上,便发出“促促”的响声;而他们的武装却是四尺见长的用兽角装饰的弓和用青石作箭头的箭。“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是写黄家洞蛮部队的情状。一种狭而长的黑旗点了三下,铜鼓声大震,蛮民集合了。每一个黄家洞人都像猿猴那样怪声怪气地大声叫喊,双手还频频摇着自己的箭袋(箭箙)。“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是写这支部队的“军服”。这“军服”和民服无异,也是够别致的了:他们的“裹腿”仅用彩巾斜缠着的。这一支队伍在溪头傲立,映着正在开放的红紫色的葛花,那艳丽斑驳的色彩也够撩人眼目的了。“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是写黄家洞蛮伏击官军的战事。这一场伏击是这样奇妙、神速,就好似白鼍晚吟、竹叶青蛇、飞蠹突然向人发动袭击一样,不但恐怖异常,也让人猝不及防。这一句王琦解为“状洞中景物”,实不确。因为这样解,此句便游离于全篇。叶葱奇注为写翻船(白鼍)和蛮人之射箭(竹蛇、飞蠹)。又有点过于拘泥。其实这两句就是写黄家洞蛮作战的勇猛无敌、神速无匹的。
后两句是写战后情景。这里有一个对照:黄家洞蛮在战后,骑着自己的“竹马”悠悠然地回到家里;可官军却屠杀容州的百姓,以人头数交差。
这首诗的题旨是刺官军的无能、残暴与歹毒。李贺一生,贫病相加,仕途多舛。他对当道者是充满了无比的憎恨与愤怒的。他的诗因此很不乏讥刺时事之作。如《夜饮朝眠曲》是刺当权者的淫逸生活的,《秦宫诗》是刺豪门的专横跋扈的,《吕将军歌》是刺宦官带兵平藩的,《老夫采玉歌》是刺富者榨取采玉工人血汗的。《黄家洞》与这些讽时刺世之作,在批判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这一首诗同情并讴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这在唐诗中又实属罕见。李贺的这一首诗,是超越了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在这一点上,李贺要比他的师长韩愈——他称黄家洞为“贼”——的思想要先进得多。这首诗应当是李贺诗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虽历经世,又过千载,这首诗的思想异彩仍能在唐诗苑中放射出奕奕不灭的耀眼光华。
《黄家洞》在艺术上仍是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风格。奇特的步式、蛮荒的戎装、猿啼一般的怪叫,都生发出一种诡奇而幽丽的神韵;而那与这“奇装异服”相映的红紫色的葛花,又很能增加全诗的凄清而艳丽的氛围。在这里,诗人是把战士诗化了。把战事也诗化了。战争并不残酷,它显得很美好,很有趣。这一点不仅说明诗人的同情是在黄家洞人民方面,也说明诗人的美学观总是和善、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再就是篇末点题法。全诗十句有九句是写黄家洞人的军威的,仅在篇末才点了官军一笔。而这一笔恰恰是全诗的关键处、诗意所在。全诗由这一句而神彩飞动,令人震惊。按理说,表现主题的部分一定要用重笔墨,不厌其繁,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不厌其略。这种手法,恰如相声的抖包袱皮,一层层剥去,显得很有趣,很有情致,而剥到最后竟是一个奇异的发现,这就要比句句写官军杀良报功的方法巧妙、神奇,而且会经济得多。大约这种方法十分类似军事上的声东击西,很能出奇而制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