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
唐代是中国诗歌文化发展的巅峰,不论是从诗人规模还是作品质量上,再没有哪个时期能望其项背。这一时期,诗歌理论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着重探讨诗歌美学问题的理论著作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含蓄》一则是《二十四诗品》的第十一品,是全书最具文采的篇章之一,向来为人所称道。既名曰“含蓄”,下笔就不能太露骨,提出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诗也好,行文也罢,神韵首先是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要让读者品出“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来。紧接着,为具体阐述这种思想,作者首先举了个例子,“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在措辞上没有苦大仇深的句子,但蕴含在字间的忧患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以文已尽而意有余,回味无穷为上。
第二段是在第一段基础上的递进,主要是想说明含蓄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有真宰,与之难浮”。所谓的“真宰”语出《庄子•齐物论》,即指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在此则是指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含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作品的“难浮”而“与之”,须得自然。如酒之溢出于器,虽已积满,而仍不休;抑如花之将绽,遇有秋寒之气,则必放慢其速,含而不露。这两个比喻,不仅切合命题,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说这则很有文采。
文到第三段而境界始大,空中之尘、海中之沤,无穷无尽,而诗人只要取其九牛之一毛,也就理解他们的特质了。进而以一驭万,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而末句之“万取一收”与首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一纲领性判断相照应,这也正是一种含蓄的笔法。
这首七律《蜀相》,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熔情、景、议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柏黄鹂空好音”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浏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祖国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惆怅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静境。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之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拒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四句凭吊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后四句咏叹丞相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与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概言之,这首七律话语奇简,但容量颇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短短五十六字,诉尽诸葛亮生平,将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代的爱国志士及普通读者一吟诵这首诗时,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一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时,不禁黯然泪下。
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炼字琢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人称杜诗“沉郁顿挫”,《蜀相》就是典型代表。
本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对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赞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先死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