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与第一首诗相比，第二首诗写得更精炼一些，全诗仅十二句，集中表达了陶渊明厌倦仕途、依恋田园的思想感情。第二首诗是真实动人的述怀诗。诗人对做官不感兴趣，下决心要辞别官场。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做官有行役之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尤其苦。所以陶渊明得出结论说：“自古叹行役”。然而，行役者究竟有些什么可叹的苦，陶渊明以往并无切身体验。可当他为桓玄当差，奔波于建康和江陵之间，不远千理，其间的艰难险阻可以说是“备尝之矣”，所以他感慨道：“我今始知之”。这里，言未尽意，诗人的心里是在说：行役当差的苦头我尝够了，谁还想迷恋仕途。
陶渊明厌倦仕途的另一个原因是，仕途多风险，吉凶难料。在诗人看来，做官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倒不如及早告别官场。为了表达这个意思，诗人并未直说，而是借景言情，引用典故达意。行役途中，面对山川荒野，诗人的心境是孤独而悲凉的，发出了“山川一何旷”的感叹。这不是对山川秀色的赞美，而是对山川旷野的畏惧。由于心情的关系，大自然在诗人的眼里也是可怕的。诗人借山川之险来陪衬仕途之险，意在说明仕途可畏，潜藏着祸福风云。何时为福，何时为祸，谁也不知，“巽坎难与期”。用“巽坎”来比喻仕途中的吉凶顺逆，是十分恰当的。“崩浪贴天响，长风无息时”。这是全诗的秀句，写出了诗人在行役途中对山川风物的真实感受。诗人的用词准确，而又很会夸张。他不说“巨浪”，而说“崩浪”。一个“崩”字，不仅有形象，而且有声音，绘声绘色。“川”字准确地形容出巨浪咆哮时的杂乱之声。“崩”字形容声大，“川”字形容声杂。诗人借自然景象来描绘官场内部的激烈斗争，像崩浪震天那样可怕。
宦游之人长年在外，离乡背井，这在感情上是一种痛苦。陶渊明也经历着这种痛苦，行役途中他格外思亲。“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这是陶渊明的心声，抒发了思亲的感情，悔恨自己不应该误入仕途，更不应该在仕途淹留。有了这悔恨之后，诗人便下定了决心，要罢官归田。这里，可以看见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他赞美园林，鄙弃官场。诗的结尾“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表面似乎是消极情绪的表露。其实，诗人并未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他是在思想痛苦的时候才这样写的，是一种愤慨之言。诗人正当壮年，大志未展，繁杂的公务消磨着他的年华，而且受着官场的牵制约束，俯仰由人，他想摆脱官场的牵制，回到园林，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自由。诗人盼望有“纵心”的时刻，这不是要放纵自己，而是要做一个自由人。不贪富贵，纵心归田，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这是陶渊明真实的思想。
第一首，前两句“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乃描写长门春景。长门宫外垂柳万千，春风照拂，雪白的柳絮漫天飞舞。表面上看，似乎很有生机，而实际上“长门”乃失宠的后妃或未得宠爱的宫女粉黛居住的冷宫。居住在冷宫的人，其怨恨之深，是难以言状的。柳丝缕缕下垂，条理分明，本无所谓“结”，却有“千万”。可见并非实写，而是借以比喻被幽禁的皇后内心的无限寂寞和愁肠百结。宫外春柳的繁盛，更显出宫内的冷清，更加衬托了幽居长门之人的无限哀愁。其中第二句，标明为暮春时节，而“风起”暗指伯颜擅权残害忠良之风，以柳絮如雪花般纷纷飘零，隐喻朝中无数无辜的官员文士，被排挤陷害而去。
接三句，揭示了长门柳的悲惨遭遇。长门虽为冷宫，但毕竟是皇宫重地，“长门”之柳不是门边道旁的柳树，不能随意的任人攀折。如今，却“攀折更攀折，苦无离旧时枝叶也”。古人尚有折柳送别的习俗。“离别复离别”，意指一次次的折柳赠别，不断地经历着生死离别。“长门柳”便一再被攀折，旧时的枝叶也就不离了。末句“无离旧时枝叶”和首句“柳丝千万结”相对照，既描绘了柳枝由离到少的变化过程，又讽刺伯颜把朝中上下旧的臣僚官员排斥殆尽，喻示了皇室宗亲的不断离去，不断被杀，逐渐稀少。
第二首，写长门宫前的柳树，即使长有千万缕柳丝，也总是一棵伤心的树。行人攀折嫩绿的柳条，燕子衔走了飞扬的柳絮。这一切，只因为京城中都由不得春天做主。开头两句，写长门柳枝繁叶茂，春意盎然，但毕竟是在长在冷宫外，也难逃悲剧命运。暗喻伯牙吾氏虽贵为皇后，照样被幽禁，同时预示了她最终被害的悲惨结局。而“行人折嫩条，燕子衔轻絮“进一步阐释伤心的理由，是因为”行人“和”燕子“的无情摧残。末句”都不由凤城春做主“，喻指当时伯颜专权，奸佞当道，皇帝昏庸无能和不由皇帝做主的朝政现实。
这两首小令立意新巧，把尖锐激烈的朝政讽刺内容，隐于被摧残的柳树描写中，寄意深远，善于化用典故，且不着痕迹。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