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以千岁为春，以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以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以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以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候鸟迁徙的习惯，自古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为了生存和发展，大雁每年冬天都要从北飞到南，春天又从南飞到北。代代如此，毫无变更。这种因历史文化地理因素产生的生态平衡现象，一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题材。李白的这首《鸣雁行》就是借写胡雁迁徙的艰辛，抒发对“暗箭”的畏恐心理。

　　“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开头三句写北雁辞别故乡南来。雁鸣中天，划空而过，似乎是为了逃离某种灾难或留恋故乡而悲鸣，它们从燕山一带南下，一直不曾停留。雁鸣声在历代诗人笔下往往带有凄厉的伤感色彩如谢灵运诗“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昨发委羽朝度关”一句写雁南徙的速度之快，显示大雁对季节变化的敏感，也写出人通过对候鸟的观察从而感受春秋代序。

　　据说雁在长途跋涉时为了防范人的弋射，便口衔芦苇，令箭不得截其翼，所以成群结队“一一衔芦枝”。《古今注》说，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飞，箭射不到，所以不怕被射杀。但是到南方后，气候的温润，物产丰饶，换过羽毛后便增加了体重，到了要回到北方时，体肥不能高飞，怕被人捕获，经常口衔芦苇数寸，以防被射中。“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两句概括了南来北往的雁阵的这一特殊求生现象。虽然这体现出雁群防御的本能，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在捕射者看来的确微不足道。这就更显出大雁被射杀的命运不可避免，以及诗人的担忧。

　　接写南飞的大雁寄居之处：“客居烟波寄湘吴。”江南地区以湘、吴最为平沃，潇湘洞庭又常作为江南鱼米之乡和古代诗词描绘诗人理想去处的代名词，因为那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而此处的“客居”又带有李白的生活经历。李白遭谗言，愤而离开玄宗，又因参加永王李璘的西征而被流放，许多忧愤无处申说，而在这种境地里，历尽艰辛的大雁的形象又分明寄寓了诗人的感情了。尽管是局部的寒冷气候，“凌霜触雪”也足以让这些南来之禽“毛体枯”了。“凌霜触雪”表明环境的严酷，大雁为了生存，需要觅食出行，但终因内外环境的险恶而需付出重大代价，还要经常处在一种担心被捕杀的害怕状态之中，所谓“畏逢矰缴惊相呼”。这句大意说，大雁经常互相以鸣叫声来招呼同伴，好象这种方法可以躲过被射杀的厄运似的，但实际上却是完全不由自主。一“惊”字，生动地写出大雁惶惑恐惧之情状。

　　诗人设想，在这种情形中，只要听到有弓弦的声音，大雁便会从空坠落。“闻弦虚坠良可吁”，是说这种境遇的危险，生命的毫无保障，是多么的可悲可叹。因此诗人愤而责问：“君更弹射何为乎？”或许它们还在充当信使，为远方的人们传递信息哩，为什么要对这种毫不妨碍人类生存的义禽动杀机？这里流露出诗人的不平和愤激。

　　鲍照的《鸣雁行》叹雁之辛苦霜雪，为了在自然环境中竞争生存而付出重大代价，李白则在本诗中感叹雁之无辜遭弹射；增加了人为的险恶环境。不难看出，写雁的遭遇正是为自己的逢难寓感。这一用意，明代的胡震亨早已指出。明代文徵明有《鹧鸪天·秋雁》词，其中“江湖满地皆矰缴，何处西风有稻梁。”也是借大雁随时都有罹难的危险，表达封建社会文人的忧患心态，可以看出受李白的影响。或者说封建社会的文人就如雪中雁，随时都有遭射杀的危险，所以鸿雁传书的义举、迁徙的悲鸣与艰辛等情形就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结合自己的遭遇写出的观感就更真切感人。

　　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二句，写春寒犹重，而用腊侵、雪破表述，起笔便呈新奇。“东风”二句进一步刻画“今年春浅”的特色——不光春来得迟，而且即使“有信”也“无人见”，春天只“柳际花边”露了此“微意”。这既表现了这年初春的异常，同时也暗中透露了词人特有的乍觉乍喜的心情。此处“微意”和“柳际花边”启人联想，含蕴深细，极见个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时节，纵然夜寒且长，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暧”了，就连那报时钟鼓，也觉其音韵“清圆”悦耳。“寒夜”以下三句，感觉兼有想像在内。其实并不必真暖和，却仿佛暖和了，暮鼓晨钟其实也还是平常的声音，却仿佛格外清圆了，写早春极细。这和下片“初日”“楼阁”句并用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旧注，俗以钟鼓声亮为晴占。”亦与此词意合。至此，初春乍觉而兴奋之情，极有层次、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下片前二句写初春晨景，仍贴合着“病起”的特殊景况，只写楼阁中所见所感，“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景象虽不阔大，但色调明丽，充满生机，清新可喜。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实描绘，又符合作者独特的环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说到游人郊苑寻芳，进而联想到“小桃杏应已争先”。“争先”即先于其他花卉而开放，此处只说推想，未有实见，还是紧扣“初春病起”的独特情景落笔，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这四句与上片前四句写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叙事兼写景，景是出以虚笔；下片四句写景兼叙事，景则有实有虚。这样不但避免了重复呆板，同时也符合词人病起遣兴的逻辑。上片写日出之前初醒时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辞，病起逢春，自然兴奋愉悦；下片写日出之后，见到明丽的晨景，故以实笔描画，这既合乎情理，又为下文蓄势。词人由眼前景，自然会联想到寻芳之趣，联想到楼阁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应也“作寻芳计”。

　　最后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陡然逆转，与前景前情大异其趣。这曲折的波澜，实际上却仍是紧扣“病起”二字。因为尽管春回大地，而病体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疏慵”对“少悰”，“爱眠”应“衰病”，“日高眠”合“寻芳计”，这样上文逢春情绪到此处一跌。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对此，此词表现得刻细腻，真切动人。

　　清人黄子云说：“诗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离乎真实无伪。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诗者若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则固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矣。”（《野鸿诗的》）苏轼这首词恰是“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笔一下之“景”，无论为虚为实，“无不真”；笔下之“情”，无论是喜是优，“无不诚”，这原因就在于他抓住“初春”“病起”这一事的特殊情景，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

　　此曲前三句写现实之景、历史之思。“江南倦客登临，多少豪雄，几许消沉。”这支曲整体透着一种沉重的悲凉之感，起句“江南倦客登临”便初露端倪。“倦客”意味疲倦于游宦之人，加上“江南”二字，明确宦游的地点。乔吉是太原人，后寓居杭州，一生四海漂泊，故以“江南倦客”自称，而“倦”字正显示了他对于这种漂泊生活的倦怠。“多少豪雄，几许消沉”，眺望着毗陵的夜景，作者陷入了深思。过往的历史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如今都已经“消沉”。这两句从现实之景转人历史之思，一下子拓宽了曲子的境界。

　　中间三句援引两个典故。“今日何堪，买田阳羡，挂剑长林。”曲中援引了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典故。“买田阳羡”是用苏轼典，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被贬谪之后终于悟出世事皆虚幻的道理，到晚年再不倾心于官场，只求在田园中度过余生。人生如梦，曾经的美好最终也难逃过历史尘埃的掩埋，这也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共同的心绪和愤慨。“挂剑长林”，是用季札典，也有说乔吉此句是化用晋代许逊挂剑长松的典故。如此饵释似乎与上句更为相符，与整首曲的基调也更为呼应。

　　末尾几句写他人富贵，自己生命如流，倍感凄凉。“霞缕烂谁家昼锦，月钩横故国丹心”，这两句对仗工整。“昼锦”则是用来比喻朝霞，作者在“霞缕烂”和“昼锦”之间，插入“谁家”二字，一下子使自己与这种富贵、耀眼的景象隔绝，这富贵不过是别人家的，与自己毫无一丝关系。朝霞已去，夜晚到来，残月如钩，“故国丹心”句是化用周密《一萼红》，谓岁月如梭，人鬼殊途，对故国的一片丹心都是过去式了。窗影深深，夜已经深了，灯火也归于黯淡。遥望窗外，山野间“磷火青青，山鬼喑暗”。残灯喻指毕命之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将化为泡影，都逃不过生死天命，让人倍感凄凉和肃然。

　　乔吉那些表达归隐之心的作品是他寻找解脱和心灵慰藉的产物，这首曲进一步展现了他内心对于一生漂泊、无法超脱命运的痛苦。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只有和诗人内心深处的灵魂结合才具有审美的意义，而乔吉的散曲便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阅读这支小令，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感伤，他清楚地看着这个现实，却一直无法接受，这也是其痛苦和矛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