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首联出句“皇华”，意谓极大的光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序谓为君遣使臣之作，并云“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后来遂用“皇华”作使人或出使的典故，含有不辱使命之意。“二京”指北宋时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和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南宋使者出使金朝的必经之路。下句的“壶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意谓用竹篮盛着饭，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和犒劳军队。这里借指欢迎南宋使臣。

　　颔联出句的“连昌宫”系唐代宫殿，在洛阳。元稹乐府《连昌宫词》有“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这里借连昌宫、千叶桃代指北宋宫殿。对句的“华萼楼”，原是长安唐玄宗时 比如“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四句，此联承上所云使者过二京时，上万人夹道欢迎的情景，进一步拟想旧时宫殿的花木、鸟鹊也将以惊喜的心情迎候这两位大得人心的使者。

　　颈、尾二联分别写到皇上对人民有怜悯之心、上天也同情受苦的老百姓，甚至称颂高宗为圣明君主，还说他的信义好象白日一样光明。这样一来，或许会被认为诗人在讨好帝王大臣，还可能怀疑她写此诗的目的是为报答“韩公”对她“父祖”的荐举之恩。如果这样看，那就是对诗人诗作的误解。诗人之所以发出“帝心怜赤子”、“天意念苍生”这样的议论，那是为了说明恢复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只是人间的众望所归，也是上天的意愿所向。至于“圣君大信明如日”句，其旨绝非为了颂扬赵构，而是文学语言中的抑扬“辩证法”。尾联上下句的搭配，恰恰是对赵构妥协政策的讥讽和批评。“长乱”句典出《诗经·小雅·巧言》篇：“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意思是说假如不图恢复，愈是一次又一次地会盟讲和，愈是助长祸乱。对苟安妥协的南宋朝廷来说，这是一种逆耳的忠言。应该说此诗很有现实针对性，它比前面的五言和七言古诗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宋高宗赵构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一不顾社稷江山；二不管父兄在金受苦受难，情愿向金人大量地进贡赔钱，他很爱听黄潜善、汪伯彦之劝和、说降的“巧言”，甚至不顾脸面地把金人作为叔叔看。如果不是一种强烈爱国情感的驱遣，女诗人怎么敢冒这种与皇帝唱反调，从而可能触犯龙颜的危险。

　　《渡汉江》诗意在写思乡情切，真实地刻画了诗人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诗人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此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描写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近乡”交代诗人因长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离贬地，走近家乡。所谓“情更怯”，即愈接近故乡，离家人愈近，担忧也愈厉害，简直变成了一种害怕，怕到“不敢问来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音书断”“复历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

　　此诗不仅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而且有更深刻的体会。作者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上片写歌妓的美艳照人。起句“玉肌琼艳新妆饰”直接从正面描写她肌肤白嫩娇美，光洁如玉，而又装扮一新。“好壮观歌席”，是说每当她出现在酒宴歌席之上，人们都会觉得眼前一亮，酒宴歌席也会因她的到来而增色不少。这句从侧面写她的美。把“好壮观歌席”口语化，宜于观听，朗朗上口。以下，词人全用虚笔，以“潘妃宝钏，阿娇金屋，应也消得”，极赞她的美丽和高贵。

　　下片写这位歌妓格调俊雅。在柳永的笔下，这位歌妓不但容貌姣好，气质高贵，而且颇有才情。她“属和新词多俊格”，竟能与别人以诗词相唱和，且作品格调高迈过人，“敢共我勍敌”。要知道，词人向来以“平生自负，风流才俊”（《传花枝》）自诩，作诗填词能与他一争高下，这位歌妓的才情可以想见。所以词作最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

　　这首小词妙处亦在结末：疏狂少年敢与我这个老浪子竞争，恐怕他们还嫩了点，谁叫他们不早与你结识呢 ! 这话是对那“玉肌琼艳”说的，事实上也是对疏狂少年的不屑，活脱脱一个过了中年．痴心不改，以风流浪子自许的词客形象。宋代的歌妓地位卑微，受到严格管束，常受折磨，柳永此词虽以歌妓为描写对象，但绝无丝毫淫靡的情调，柳永笔下的歌妓也绝无一点风尘气。他把歌妓当作平常人对待，他所欣赏的不仅仅是歌妓的体态和容貌，而更多的是她的才华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