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以“寄南海梁药亭”为题，是为梁佩兰离京返粤时，纳兰性德作以寄赠。
上阕中起首一句写药亭意欲南归，留也留不住的惜别眷恋之情。“留君不住从君去”这句话虽然势平语简，但是送别之情却有几许翻转，其依本于宋蔡伸《踏莎行》词云：“百计留君，留君不住。留君不住君须去。”将蔡词三句凝成的深情厚谊收缩于简短一句之中，自是含蕴深远。而次句"片帆何处，南浦沈香雨。”，又承“从君去”而发，写药亭乘着小小船帆踏上归乡之途，这南浦便是友人药亭将要归去之地，典出江淹《别赋》：“春草碧丝，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药亭此时正在南海，这便是说梁佩兰将要乘船回到多雨的家乡。
下阕中“回首”二字一出，当知词人开始转入回忆，他回顾往日隐居帆竹村边，那潇洒风流的生活实在令人怀恋。当年词人与友人相交密切，感情甚笃，彼此视为知己，而此处所指的风流，也许是谈诗论文、观摩书画，又或是是推心置腹、畅叙友情。但在此词人未有明说，只以“帆竹村”三字，隐隐点出几许隐逸情怀，淡泊情调，让读者自行联想。而结尾句，仍出以想象之语，怀念之中更见对友人的款款深情。“孤鸿语”，孤鸿在诗词里是离别的意象，典出叶梦得《虞美人》：“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写两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舟船难通，只能目送征鸿，黯然魂销。此处容若也是说，药孕南去，一如孤雁南飞，令人伤感，令人叔寞。然而友人确是回到了豕乡，再怎么独自悄悒也是徒然。所以接下来便转写对友人的赞许：“三生定许，可是梁鸿侣？”词人别然牵出佛家三生之语，谓如果说人真的有前生，那么药亭的前生定然是梁鸿一样的人物，便于谐趣中见出对药亭的一往情深。
本词采用了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先是描写了友人离京返粤的情景，表达了词人对友人离去的留恋和不舍，流露出词人的款款深情。而后化实为虚，采用想象的手法，既追忆了友人往日潇洒风流的隐居生活，以及友人当年与词人推心置腹的交往的美好回忆，又以梁鸿作结，寄托了纳兰对友人返乡后能过上令人歆羡的生活的美好期望，同时也表达了对友人的深切怀念。
同时此词中也处处流露出词人对隐世生活的向往。如意象“帆竹村”则体现了词人对友人隐居之地的追忆，而意象“三生”则是引自佛家用语，同时词人还以“梁鸿”来比喻友人，寄托他对友人的美好期望，这都隐隐表达了词人的隐逸情怀。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
这首诗据说是在革命斗争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作者写此诗作为联络暗号用的。
诗的起句就点题，并表现出一股恢宏的气势：天宇之大，一雨能够延绵亚美二洲。也就是说，在太平洋上遇到的雨，既洒落在此去之美洲上，又洒在已离之亚洲上。此去的美洲如何，暂时按下。已离之亚洲，则令诗人浮想联翩，绾今及古，于是以“浪淘天地入东流”承接，第一二句联系紧密，结构更显紧密。而第二句把雨中的亚洲大地那种壮阔的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设想那洒在亚洲中华国土上的雨，必定激起滔天巨浪，滚滚东流，“浪陶天地”，这是何等的气魄，“入东流”，则又指明了了天地运行的真理，也预示着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定当掀起一波铺天盖地的巨浪。而这句诗又自然而然地与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怀古》）联系起来。但诗人并不苟同于坡仙的怀古伤今，于是转出新意：“却余人物淘难尽。”“却”字关联上句，使本句意思格外突兀：自信自己虽是戊戌劫余的人物，但决不会像千古风流人物那样，瞬息即被历史之波浪长流所淘尽。但也就是这种突兀，更能将作者自己与古代的风流人物之间那种反差体现出来，于是，诗的最后一句“又挟风雷作远游”，便表示了自己壮志未泯，此番远游美洲决不消极逃遁，而是另有一种风雷大志包藏胸中。风雷本是一种自然天象，风雷大作则宇宙震颤，以往的古诗中常用以表示大有作为之意，而作者正是要借风雷这种惊天动地的现象来表明自己立志开创一番宏图伟业的决心。此句在这里，出自一个在戊戌变法中遭到惨败的重要人物之中，这种反差更震撼人心。
整首诗托雨写志，表现了作者并不因为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退缩，胸怀远大目标，一往无前的精神。由平常的景带出不平常的情。立足于太平洋之上，遥视亚美二洲；身处政治逆境之中。而思及古今，更展望未来。境界开阔，情怀高远，有一种奔放热情溢于字里行间。
此赋正文前有序，序中用对比手法，写作者才高品正但不被人赏识录用，而两只无知禽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却“反得蒙采擢荐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埋没人才、荒恤国政的无知而可耻的行径。正文用感叹独白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心中对“惟进退之殊异”的不合理现象的耿耿怨气，哀叹自己命运坎坷到连两只鸟都不如。在艺术表现上，此赋少用典故，多用口语，句式趋向于散文化，使全赋曲曲折折，一唱三叹，通过人与鸟的鲜明对比，不仅写怀才不遇，还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开创事业的理想。
开篇作者便感慨而言“吾何归乎？”这是行路艰难、四顾茫然的沉重叹息。“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哪里能混得一碗饭吃就到哪里去。他“时返顾以流涕”，思索着不能“达于天子”的原因，吞嚼着十年奔走干谒的辛酸苦辣之味，就像河水破堤而出，像积薪一点即燃。韩愈目睹二鸟“蒙恩而入幸”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所谓“增余怀之耿耿”于是不能不发为悲愤不平之鸣。他在赋辞中一气贯注而下，与序文互为补充，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以鸟之进与己之退相对比，感慨自己“曾二鸟之不如”。二鸟，只不过是天子的玩物，只不过以美丽的羽毛而得到了“采擢荐进”。相比之下，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这段自悲自怜的话，诉说的是他在长安十年的实际生活状况。他干谒权贵的书信中，也总是不惜笔墨渲染，把自己说得可怜之极。这无非是请求“有力者”能哀其穷，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挽救他于“穷饿之水火”。因而他在赋中诉其穷窘之境，也是委曲地诘问荐官：难道一位饱学之士反不如二鸟值得推荐吗？
其二，以二鸟喻“小善”而达者，并以这种人的“遭时”与自己的“不遭时”相对比。所谓“小善”者，也就是只有小技的人，他在《进学解》中曾以反语讥讽当时科举“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的情况。这些“小善”者，就像二鸟徒有外表的羽毛之类，“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所以他们“得之而不能”，虽然得到官位却不能胜任。言外之意，韩愈自许为“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他在序中已夸耀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他在《上宰相书》中，也总是以自己“所学皆圣人之书”来“求知于天下”。可是他却“累善无所容焉”，得不到赏识和任用。对于小善者“遭时”而累善者“不遭时”的原因，韩愈认为就在于荐官不能赏识贤人。他们宁肯“采擢荐进”无用的二鸟，却不肯救有才之士于水火泥涂，他们宁愿荐“小善”之人，却不能举“累善”之士。所以韩愈感叹：“时所好之谓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其三，求配于古人，而不羡于“斯类”。经过两层“进退之殊异”的对比，作者渲泄了胸中的不遇时之感。至此，笔锋一转，另辟新意。这就是自信“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也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他举出殷高宗梦见傅说，后来果然得到傅说为良相的典故，说明一旦时机到来，不依靠什么人来吹嘘，全凭天神的意思，就可以来到皇帝的身边。而我现在所以“家到而户说”都不能“荣名于荐书”，只是因为“时运之未来”。所以作者最后以自矜自负的语气写道，我要求配于古人，不必因暂时无位而忧愁，“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我还年轻，不必羡慕那无知的二鸟和无能的“小善”者。
此赋序文以叙述为主，而正文以抒情为主，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作者“不遇时”的感慨，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玩物、而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也体现了韩愈在求取功名时无以自存的可怜地位，以及为求得饱食和官位而到处干谒的可悲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