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这组诗载于《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七。“己亥岁”这个醒目的诗题，就点明了诗中所写的是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安史之乱后，战争先在河北，后来蔓延入中原。到唐末又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诗句不直说战乱殃及江汉流域（泽国），而只说这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让读者通过一幅“战图”，想象到兵荒马乱、铁和血的现实，这是诗人运用形象思维的一个成功例子。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这两句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征伐不断，民不聊生的乱世图。首句中的“泽国”，即指江汉流域。这一句说汉江流域都被画入了作战图，言外之意就是说战火已经从大江以北蔓延到了大江以南。由此，一个到处打仗的乱世就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然而表达上却含蓄委婉。次句通过刻画乱世中百姓的普遍心理，反映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情形。“樵”指打柴，“苏”则为割草。在和平的年代，这本是两种极为艰辛的生计，根本谈不上什么快乐。但是如今，它们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眼下这样的乱世，能给以打柴，割草平安地活着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然而即便是这一卑微、渺小的要求，对于百姓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当真要让闻着落泪，见者伤心了。这一句只七个字，描述的事情也极为简单，但是语意却几度转折，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写作功力。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封侯”之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即“己亥岁”）镇海节度使高骈就以在淮南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功绩”，受到封赏，无非“功在杀人多”而已。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无怪诗人闭目摇手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了。一个“凭”字，意在“请”与“求”之间，语调比言“请”更软，意谓：行行好吧，可别提封侯的话啦。词苦声酸，全由此一字推敲得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一篇之警策。它词约而义丰。与“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之句相比，字数减半而意味倍添。它不仅同样含有“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的现实内容；还更多一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的意味，即言将军封侯是用士卒牺牲的高昂代价换取的。其次，一句之中运用了强烈对比手法：“一”与“万”、“荣”与“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骨”字极形象骇目。这里的对比手法和“骨”字的运用，都很接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人之句。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前三句只用意三分，词气委婉，而此句十分刻意，掷地有声，相形之下更觉字字千钧。
这组诗以干支为题，以示纪实，明确表明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全诗概况地写出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浩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洞穿千百年来封建战争的实质，写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