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征人思家的心情。开篇一个“断”字一个“无”字将征人漂泊恍惚、没有着落的心态凸现出来了。继而视点由山水转至庭院阶前。词人抓住一个“情”字，落笔处皆是体量对方的宽慰，由自己的思家情重想到妻子的刻骨思念，因而劝慰道“落花须自扫”，寄托了希望对方刚强自持的关切，更有“莫更伤春，同是恹恹多病人”的劝慰，将自己与闺中人摆在相同的位置，同样的多病相思。全词像一封平常家信，但由于情真意长故十分感人。
首先，在主题上仍旧是伤春怀人。伤春题材的诗词是传统诗词主题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写伤春的甚至比悲秋还要多，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陆游《豆叶黄》“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等等。纳兰容若这首在对伤春这一风格的继承上有他自己的特点。他说“莫更伤春”，他用不伤春来表现自己的伤春，他要走出伤春的情节，然而始终又没能走出，只能是嘴巴上的一句话罢了。试想，他自己能不伤春么，他所思念的恋人能不伤春么。春的事实摆在面前，如同离别一样真实，不伤春，情何以堪。
这首词结构上很有其特色，使用了对话式的结构。全词分上下片，在一首词中创造了异空间中妻子和自己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词人自己去把握，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情感主题两方面的思念，并用对话来缓和由于空间差距造成的交流矛盾。
上片是从妻子的角度来说的。断魂飘忽无定，思量无限，万水千山，天涯海角，伊人何处去，为何一点音信也没有，一纸信笺也没来，整日独立东风，春风吹来，枝叶又绿。
下片是从自己角度来说的，承上对前面的妻子抱怨似的语言进行回答，似乎是在异空间中进行对话似的。怀想故园，想来春色正好，满园浓郁正春风，此时此刻，多想给你一封信啊，我要告诉你，去年一同赏花，一同看春华凋零，一同扫去那谢落满地的花，一同葬花，可惜今年，只你一人，独自赏花，独自面对花的凋零，最后一人扫去满地残红。这何等残忍，何等伤心，我又怎能提笔，如何给你这样的一封信呢。不要再伤春了，春去春又回，春色年年再，不能同在固可惜，你我同是天涯伤心客，同患相思疾。
无论如何，这种对话都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只是词人由于思恋太深而导致的情感爆发。词人无论怎么“解释”，在家中的恋人都不能听见，所以也不会“原谅”他，而这一点是纳兰容若自己也清楚的。所以说这首词的情感基调还是悲哀伤感的。
对话体的结构是这首词的典型特征，词人通过对话形式表达两地相思，事实则是表达了自己对妻子一片的深情。这首词上片立足于妻子的“问”，下片立足于自己的“答”，问答两方面中交点在于自己这一方面，主要是抒发自己对妻子的爱情以及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下的无奈，情感是悲伤、灰色的。
《塞下曲》为汉乐府旧题，属《横吹曲辞》，内容多写边塞征战景象。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全系五绝，虽然受和诗的限制，但他却善于运用这种诗体。这种诗体本不必须遵用诗律，五七言皆可，但卢纶凭他出色的文才，以六首精巧的五绝组成了这部如画的佳作。这六首诗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
组诗的第一首，歌咏边塞景物，描写将军发号时的壮观场面。前两句用严整的对仗，精心刻划出将军威猛而又矫健的形象。“鹫翎金仆姑”，是写将军的佩箭。“金仆姑”，箭名，《左传》：“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箭用金做成，可见其坚锐。并且用一种大型猛禽“鹫” 的羽毛（“翎”）来做箭羽，既美观好看，发射起来又迅疾有力，威力无穷。“燕尾绣蝥弧”，是写将军手执的旗臶。“绣蝥弧”，一种军中用作指挥的旗臶，《左传》：“颖考叔取郑之旗蝥弧以先登。”这种象燕子尾巴形状的指挥旗，是绣制而成的，在将军手中显得十分精美。这两句没有直接写将军的形貌，只是从他身上惹人注目的佩箭、旗臶落笔，而将军的矫健身影已经屹立在读者面前。诗中特意指出勇猛的“鹫”和轻捷的“燕”这两种飞禽，借以象征人物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两句的描写、衬托，一位威武而又精明干练的军事将领的形象，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发布新令。将军岿然独立，只将指挥令旗轻轻一扬，那肃立在他面前的千营军士，就齐声发出呼喊，雄壮的呐喊之声响彻云天、震动四野，显示出了豪壮的军威。“独立”二字，使前两句中已经出现的将军形象更加挺拔、高大，并且与后面的“千营”形成极为悬殊的数字对比，以表明将军带兵之多，军事地位之显要，进一步刻划了威武形象。那令旗轻轻一扬，就“千营共一呼”，在整齐而雄壮的呐喊声中，“千营”而“一”，充分体现出军队纪律的严明，以及将军平时对军队的严格训练，显示出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战斗力。这一句看似平平叙述，但却笔力千钧，使这位将军的形象更为丰满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五言绝句中，像这首诗这样描写场面如此壮阔，声势如此浩大的作品，并不多见。前两句对仗工整，在严整中收敛力量；后两句改为散句，将内敛的力量忽然一放，气势不禁奔涌而出。这一敛一放，在极少的文字中，包孕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组诗的第二首，写将军夜猎，见林深处风吹草动，以为是虎，便弯弓猛射。天亮一看，箭竟然射进一块石头中去了。通过这一典型情节，表现了将军的勇武。诗的取材，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据载，汉代名将李广猿臂善射，在任右北平太守时，就有这样一次富于戏剧性的经历：“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首句写将军夜猎场所是幽暗的深林；当时天色已晚，一阵阵疾风刮来，草木为之纷披。这不但交代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而且制造了一种气氛。右北平是多虎地区，深山密林是百兽之王的猛虎藏身之所，而虎又多在黄昏夜分出山，“林暗草惊风”，着一“惊”字，就不仅令人自然联想到其中有虎，呼之欲出，渲染出一片紧张异常的气氛，而且也暗示将军是何等警惕，为下文“引弓”作了铺垫。次句即续写射。但不言“射”而言“引弓”，这不仅是因为诗要押韵的缘故，而且因为 “引”是“发”的准备动作，这样写能启示读者从中想象、体味将军临险是何等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在一“惊”之后，将军随即搭箭开弓，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而形象也益鲜明。后二句写“没石饮羽”的奇迹，把时间推迟到翌日清晨（“平明”），将军搜寻猎物，发现中箭者并非猛虎，而是蹲石，令人读之，始而惊异，既而嗟叹，原来箭杆尾部装臵着白色羽毛的箭，竟“没在石棱中”，入石三分。这样写不仅更为曲折，有时间、场景变化，而且富于戏剧性。“石棱”为石的突起部分，箭头要钻入殊不可想象。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形象涂上一层浪漫色彩，读来特别尽情够味，只觉其妙，不以为非。
组诗的第三首。诗由写景开始：“月黑雁飞高”。这样的景是难于刻画的：“月黑”，则茫无所见；“雁飞高”，则无迹可寻。雁飞而且高。是由声音觉察到的。这样的景，并非眼中之景，而是意中之景。雪夜月黑，本不是雁飞的正常时刻。而宿雁惊飞，正透露出敌人正在行动。寥寥五字，既交待了时间，又烘托了战斗前的紧张气氛，直接逼出下句“单于夜遁逃”来。单于本是古匈奴的君主，这里借指敌军统帅。敌军在夜间行动，应当有各种可能。然而诗人但谓“单于夜遁逃”。读诗至此，顿觉一股豪迈之情扑面而来。敌人夜间行动，并非率兵来袭，而是借夜色的掩护仓惶逃遁。诗句语气肯定，判断明确，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我军必胜的信念，足令读者为之振奋，于上句造成的神秘气氛中，发一惊采。敌酋遁去，我军纵兵追擒，这是自然的发展。“欲将轻骑逐”，是追兵将发而未发。不用大军而仅派“轻骑”，绝不仅仅因为快捷，同时也还显示厂一种高度的自信。仿佛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只须少量“轻骑”追剿。便可手到擒来。当勇士们列队准备出发时。虽然站立不过片刻．而大雪竟落满弓刀。“大雪满弓刀”一句，又发惊采，将全诗意境推向高潮。在茫茫的夜色中，在洁白的雪地上，一支轻骑兵正在集结，雪花顷刻便落满了他们全身，遮掩了他们武器的寒光。他们就象一支支即将离弦的箭。虽然尚未出发，却早就满怀着必胜的信心。这是一幅非常动人的画图：在静谴中蕴藏着呐喊，在昏暗中酝酿着闪电。虽然是在漆黑的夜间，勇士们被白雪勾画出的英姿仍然是“焕尔触目”。“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虽然是绝句的难点，但诗人倘能大胆剪裁，巧妙构思，抓住典型环境与典型场景，完全能够写出精采的佳作。
组诗的第四首，描写边防将士取得重大胜利后，边地兄弟民族在营帐前设宴劳军的场面，气氛热烈融洽，同时也描绘了将士“醉和金甲舞”的欢乐神态，赞颂了边地人民和守边将士团结一心，保卫国家安宁与统一的豪迈气概，也说明了将士们的得到兄弟民族的支持的。此诗取材典型，剪裁大胆，洋溢着民族间和睦团结的气氛。全诗语言精炼含蓄，情态活跃鲜明，写得慷慨而豪迈，爽朗而明快。
组诗的第五首，描述的是将士们利用战事顺利边关稍靖的时机乘兴逐猎的情景。字面上是说边关将士在敌人遁逃后，利用暂时的战事稍歇进行狩猎，其实饱含了诗人对将士们豪情满怀的钦佩、颂扬和祝福。
组诗的第六首，则是颂扬了将士们只为保疆安民，不求功名利禄的高尚情怀。由于诗中多有双关，古今后人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或说七叶莲喻淡泊功名，或说七叶莲象征特立独行，莫衷一是。
卢纶所和张仆射原诗今已不传，而和诗竟流诵千古，可见它的价值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胡震亨《唐音癸笺》卷七谓：“大历十才子，并工五言诗。卢郎中（纶）辞情捷丽，所作尤工。”又说：“卢诗开朗，不作举止，陡发惊采，焕尔触目。”组诗语言凝练，构思巧妙，细吟全诗，军营之生活，守边之艰苦，胜利之欢腾，无不历历在目，令人感奋。
浮萍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总有一种随水现荡的不安定感。所谓“停不安处，行无定轨”，在怀才不遇的诗人眼中，便往往成了身世飘泊的象征物。但倘若是在阳光璀璨的晴日，心境又畅悦无翳，再伫立池边观赏那清波绿萍，人们就会发现：浮萍也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好风神。建安诗人曹丕《秋胡行》（其二），就歌咏过它“寄身清波，随风靡倾”的倩姿；晋人夏侯湛，也赞叹过它“散圆叶以舒形，发翠绿以含缥”的容色（《浮萍赋》）。在“词美英净”的永明诗人刘绘笔下，它又是怎样一种风情？
刘绘咏萍的开笔，便沾满了喜悦、赞美之情：“可怜池内萍，葐蒀紫复青。”“可怜”即“可爱”。不过，在“可爱”之中，似乎还含有几分惹人怜顾的柔弱之态。这便使诗人笔下的池萍，增添了某种情感色彩。“葐蒀”亦作“氛氲”，本为烟气纷纭之貌。这里用来为浮萍着色，表现青中带紫的萍叶，在清波澹淡之中，恍有青紫之气升腾，可以说是把色彩写活了。接着的“巧随浪开合，能逐水低平”两句，则进一步表现浮萍的动态之美。“池”中自然不会有沸涌翻滚的大浪；这“浪”之轻细，当如风中之花的绽放和收合一样几无声息。而绿萍，就站在这样的细浪轻波上飘舞，身姿何其轻巧！当池波终于静息之时，浮萍则轻轻从水波高处滑行而下，转眼间已在一平如镜的水面上凝立，又显得何等娴雅。这两句描摹浮萍在水中飘、立、动、静之态，简直如翩翩少女的轻巧舞姿，表现了极为动人的韵致。
浮萍在诗人眼中，似乎一度幻作了飘舞于水波之上的绿衣少女。但当诗人从幻觉中清醒，它便又成了静浮于水面的绿萍。人们常常遗憾于浮萍的“无根”，似乎嫌它“轻浮”了些；而且叶圆而细小，又无清莲那婷婷直立的叶茎，当然更显得缺少“操守”了。故夏侯湛在赞叹之余，又有“浮轻善移，势危易荡”之语，隐隐表达了对它的贬斥之意。至于杜恕《笃论》，对它就更不客气了：“夫萍与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随波。是以尧舜叹巧言乱德，仲尼恶紫之夺朱”——如此抑萍而扬菱，小小的浮萍，简直就成了“乱德”之小人。刘绘对于前人的这类非议，大约并不赞同。故接着两句，似乎是在为浮萍鸣不平了：“微根无所缀，细叶讵须茎？”意思是说：浮萍看似“无根”，其实还是有根的呵，只是因为太微小，你叫它怎样连缀池底？萍之无茎，好像是一种缺憾；但对它自身来说，那萍叶本就细小，又何须非得有茎？这两句做的是“翻案”文章，但妙在不露声色，正与全诗清淡秀蕴的基调相谐。读者从中听到的，只是一声饱含怜惜之情的轻微叹息。最后的结句，正顺着诗人的这一怜惜之情，又将眼前的浮萍幻化了：“飘泊终难测，留连如有情。”这美好的浮萍，正如孤身无依的少女，其飘泊不定的前途，是很难预测的。而今，她就在诗人身边留连、徘徊，充满了依依之情，仿佛在诉说不忍离去的思念，抑或是飘迹无踪的凄苦。此情此景，与前文“巧随浪开合，能逐水低平”的美丽轻巧形象，交相叠合，不免令读者对这楚楚可人的绿萍，油然生出深切的爱怜和忧悯。而诗人则似乎是在用整个身心呼唤：可爱又可怜的浮萍，再莫要过那飘泊难测的生涯！请就在这清波绿池之中，寄托你风姿美好的青春。
与同时代的诗人谢朓、范云、沈约相比，刘绘所擅长的是文辞。“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钟嵘《诗品》评王融、刘绘语）。往往辞采稍丽而情致嫌浅。故在当时，刘绘虽称“后进领袖”、“丽雅有风”（《南史》），而传世诗作却不多。不过，当其感受真切之时，笔端亦有深情蕴蓄。这首《咏萍诗》，于动、静、真、幻之中，写浮萍楚楚可怜之态。清逸秀出，摇曳生情，不失为一首颇具情趣的咏物好诗。
首联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突出张旭的与众不同。“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大意是，世上很多人即使天天见面，给人的印象也不深，而张旭这个人却不一样。“翁”，是对张旭的尊称，在这一抑一扬之中，张旭的形象如高峰突起，给人以强烈印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联好像漫不经心，随意道来，却起得十分有力。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诗人对张旭的总的印象，是虚写，那么，以下各联即转入了对张旭形象的具体刻画，是实写。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对张旭无比钦敬的感情。
张旭有两个称号，一是“草圣”，二是“张颠”，为世所公认，实写时即先从这两个称号着笔：“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张旭精楷书，尤善草书，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创新的风格，人称“草圣”。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就有“张旭三杯草圣传”的诗句。又《新唐书·文艺传》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一联对句互见，是写张旭在酒醉兴来之时，书法就会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言语也更加狂放不羁，一副天真情态。诗中表现了对张旭书法、性格的由衷的赞美，同时暗示了艺术重在性灵的自然流露。
接着进一步赞美了张旭泊然于怀、不慕荣利的高贵品质：“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青云”这里指隐逸。这一联写得十分传神，读者仿佛看到一位白发垂垂、蔼然可亲的老者，不问世事，一身悠闲，轻松自得。正因为不乐仕进，具有隐者的风度和情怀，才能够性情旷放，因此也才能够时时保有天真之态，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不同流俗的极高的成就。这一联乍看似与第二联平列，而实则深入了一层，将诗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尾联承接上联，继续推进，描写张旭的醉眠生活。“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两句化用了《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个典故：“孔文举（即孔融）有二子，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孔融是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诗文皆善，为人恃才负气，狂放不羁。这里以孔文举比张旭，足见推重之意。但这一联写张旭生活情形，不是平直叙述，而是以问句出之，显得格外亲切。意思是：您老人家床头那壶酒，怕会被家中子、孙偷喝吧，能伴您几次醉眠呢？意思已略带调侃，但又极有分寸，包涵着丰富的意蕴。一方面，表现张旭平时经常醉眠，形象更为生动可感。另一方面，诗人在老前辈面前竟然开起玩笑来，这位老前辈的豁达可亲自然可以想见，而诗人自己的天真发问，也愈显得醉态淋漓。至此，宴席间的热烈气氛，宴饮者的融洽关系，皆如在目前。这是以醉写醉，以自己的旷放衬托张旭的旷放，使题目中的“醉后”二字，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张旭的可敬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全诗在章法上虚实结合，虚写处内蕴丰富，而不显得空虚；实写处形象具体，但笔调轻灵，而无板滞胶着之感。这种巧妙的结合，使诗人的感情与诗中主人公的形象融为一体，产生出动人的艺术力量。另外，此诗语言清新明朗，与诗中欢快活泼的情绪相适宜，真切动人。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