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伦的《塞上曲》共两首,为七言绝句。这是第二首。这首较之第一首《塞上曲·军门频纳受降书》浅明了许多,里面有一典故,就是“生入玉门关”。这“生入玉门关”原本是定远侯班超的句子,是说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老时思归乡里,上书言“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30年驻使西域,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老而思乡求返,本无可咎。但以戴叔伦之见,班超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够彻底——他不应提出“生入玉门关”,也无须提出“生入玉门关”,安心报国就是了。戴叔伦的爱国之切是好的,义无反顾也是好的,但放到班超这个实际例子上看,却不是那么近人情。知道了这个典故,全诗意思迎刃而解。前一联讲的是汉家重兵接敌,对胡兵一骑都不会放过。而后就是上文说过的典故——不回玉门关了,要以必死信念战胜胡兵,报国靖边以宁。
戴诗同前人述志慷慨的边塞诗风一体同出,大都是吟咏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志向,至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及有关主张,则稍嫌抽象,倘如不将上诗注为唐中期的戴诗,而随便说成为别个时代的,也是很难提出疑问来的。
在揭傒斯早年的汉、湘之游中,武昌是他居留最久、印象最深的城市。诗的首联,只交代了梦中来到黄鹤楼、鹦鹉洲这二处昔日游历之地,连用二地名,毫不修饰,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用浑厚的笔法,把景物浑然推出(还有意无意地带了一个“浑”字),这正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他深知此际绝不容精雕细刻,不然下二句便不能自然引出了。
正是站在浑朴无饰的黄鹤楼头,鹦鹉州前,才能放眼望去,全是雄浑之景。“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时七泽流”。巍然的苍山,鲜红的落日,武昌具有极其浑成的气象。三湘,指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七泽,指楚地诸湖、云梦古泽:这是武昌开阔的视野。苍山深入到三湘的大路间,落日时满了七泽的水面上:这是武昌壮阔的形势。苍山有连绵的走势,故是斜斜地蜿蜒深入;落日已贴到了地平,故是平平地四面时展:这又是非常生动的措词。更重要的是这二句一前一后,用力铢两悉称(对仗亦工力悉敌),富有均衡感;叙法全用赋体,平添了凝重感。
武昌的山川之胜既已写足,颈联便转向武昌的风土之奇。“鼓角沉雄遥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武昌是长江上游战略要地,城墙高厚。当傍晚的城头鼓角声齐响之际,那深沉、雄健的馀音,真能遥传四方、撼动大地;武昌又是九省通衢、商贾云集的重镇。当傍晚人们系舟江浜之时,那千帆万樯排列得高下参差,真能令人目不暇接,眼前一片迷乱。这二句,前句的森远、后句的繁闹,在气象上都堪与山川的雄伟相符;而“遥”、“乱”而字,对于鼓声的绵绵不绝、帆樯的如林如织,都是点睛之笔,足使全句跃动生辉,也毫不逊色于上联的“斜”、“平”二字的用力。
诗的尾联,已是梦醒时分:“故人虽在多分散,独向南池看白鸥”。武昌是诗人交游广多的城市。梦到武昌而不提故人,未免对不住昔日的朋友。因此,在梦后才为故人的分散难聚发一句感叹,是很恰当、很道地的布局。白鸥在古诗中,通常是陪伴诗人隐栖故园的盟友,所以在南池上独看白鸥,也暗中点到了自己的处境。梦醒后的气象很萧条,不过,这份萧条,也正足以反衬出上文的宏大与昔日的壮游。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好事近》,又名《钓船笛》、《翠圆枝》。
嘉树清圆,绿暗红稀,已是暮春时节。花期已过,不必风吹,残花亦纷纷辞枝而去。且喜蝴蝶多情,未与春归,犹随熏风翩翩穿入池阁。
季节变更,大自然呈现的种种变化,触发了词人的愁情。金缕,即《金缕衣》,唐时人杜秋娘所作。其词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一首热爱生命,珍惜青春之歌。此处曰“休歌”,正见伤春惜时之情一如病酒,已不能堪,何能再听此曲?
何以忘忧?词人一反“人静帘垂”的传统处理模式,卷帘独看晚春风色,一任杨花柳絮,蒙蒙飞尽。
词虽是写暮春,但上下阕两次跌宕,不使坠入伤春的窠臼。故俞陛云评为“气静神怡,令人意远”(《唐五代两宋词选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