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该词上片劈头三句,即作当头棒喝,揭露了宋室南渡后统治阶级在西子湖上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西湖面积并不小,作者为什么说只是“一勺”呢。或以为这是作者登高俯瞰时的一种视觉,其实不然。西湖代指临安,临安又隐寓东南半壁。南宋统治者耽乐于狭小的河山范围之内,全然将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置之度外,作者有愤于此,故云“一勺”,亦犹昔人讽刺蜗角触蛮,井底之蛙,眼界狭窄,心志低下,明眼人不难看出选择这两个字中所寓托的讥讽愤激之意,接以“渡江来”两句,作者的用心更觉显豁。“回首”两句,由眼前所见遥想早已沦亡的中原故土。“洛阳”,借指北宋故都汴京,亦借以泛指中原。宋徽宗曾派人到南方大肆搜括民间花石,在汴京造艮岳,这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北宋已矣,花石尽矣,如今只剩下了渺渺荒烟,离离禾黍。历史的教训是如此惨痛,然而如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连在新亭哀叹河山变色而一洒忧国忧时之泪的人也找不到了。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说:“过江诸人(指晋室南迁后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三国吴时所建,在今南京市南),藉卉(坐在草地上)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就是用的这个事典。“更不复、新亭堕泪”,语极沉郁。东晋士人南渡后,周侯等人尚因西晋灭亡,山河破碎而流泪,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也没有,他们只知一味“簇乐红妆摇画舫”,携带着艳妆的歌妓,荡漾着华丽的游船,纵情声色于水光山色之中,还有谁人能像晋代的祖逖一样,击楫中流,誓图恢复呢。“千古恨,几时洗?”故意用诘问语气出之,其实则是断言当权者如此耽于佚乐,堪称千古恨事的靖康国耻便永无洗雪之日了。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几于目眦尽裂。
换头三句转写自己和其他人才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情,既与上片歌舞酣醉,不管兴亡、毫无心肝的官僚士大夫作鲜明的对比,又同上片“问中流、击楫何人是”一句相呼应。“余生”句用《后汉书·范滂传》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作者在这里自比范滂。“更有谁”两句,用姜子牙、傅说两人的事典。相传姜子牙隐居磻溪(今陕西宝鸡东南)垂钓,周文王发现他是人材,便用为辅佐之臣,后终于佐武王消灭了商朝。相传傅说在傅岩(今山西平陆)筑墙,殷高宗用为大臣,天下大治。姜、傅两人,在这里代表当代“未遇”、“未起”的人材。三句意为当今人材多的是,问题在于统治者没有发现、没有起用而已。国势危殆,人材不用,统治阶层凭借什么来抵御强大的元蒙军队。“国事”两句,自问又复自答:只是倚仗“衣带一江”罢了。朝廷不依靠人材,徒然凭借长江天险,甚至还可笑地说是“江神堪恃”。这里再一次对当权者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朝廷重臣颟顸昏聩,像北宋初期“梅妻鹤子”、隐居孤山的林逋那样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又如何。“但掉头、笑指梅花蕊!”问他们救亡之事,他们却顾左右而笑道:“你看,梅花已经含苞待放了!”作者对这些人深表不满之意,与有澄清天下之志,有姜、傅之才具的爱国志士又是一个对比。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揭露、对比,最后逼出“天下事,可知矣”六字收束全篇,在极端悲愤之中,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浩叹,读之令人扼腕,使人发指。
作者在词中表达了对国事的深刻的危机感,揭示了南宋小朝廷岌岌可危的现状,批判、讽刺了酣歌醉舞的南宋执政者和逃避现实的士大夫。这些揭露和鞭笞,是通过近乎议论散文的笔法,一系列的设问、发问,以及纵、横两个方面的反复对比,一层递进一层、一环扣住一环地表现出来的。
“西羌延国讨,白起佐军威”这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西羌叛乱招引大唐国征讨、白利将军奔赴战场助军威的景致。诗人通过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形势,烘托气氛,点明题旨,升华主题,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剑决浮云气,弓弯明月辉”这两句以剑、弓显示白利威武的气势:挥动宝剑,使空中云气为之消散,弯弓如满月,似与天上的明月相映增辉。诗中“剑决”“弓弯”富有烘云托月之意,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豪气四溢、志兴翻飞的气度。侧面夸赞白起将军后代的白利将军武艺高强、万夫不挡之勇。
“马行边草绿,旌卷曙霜飞”这两句是诗人对未来战场情景的描写:战马在边塞中驰骋、旌旗在寒霜中飞卷。诗人虽然没有把杀敌的情况加以叙述,但那种飘逸豪放的气度、扬眉剑出鞘的神情、鲜明生动的形象,都洋溢着李白的浪漫风采,寄托了李白的沉阔情怀。
“抗手凛相顾,寒风生铁衣”描绘一幅将士们举手凛然拜别、寒霜照铁衣的离别图景。诗人将饯行离别和抒怀融为一体,情意深长而又志气干云。如果说伤别诉情诗是李白热爱人民的必然,那么饯行述怀诗则是李白兼济天下、富安万民理想之结果。
云、风、雷、电,天、海、月、涛,是李白爱入诗的事物。凌、挥、飞、吼,奔、卷、横、啸是李白最爱入诗的动词。此诗借用“云”、“月”、“风”、“卷”、“飞”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
此诗借助驰骋想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沙场剪影。着重描写友人到前线威武飒爽的风姿,祝颂之意即暗含其中,这样来写送别,生面别开。
这首词描绘了一幅草原骏马图。抒发一种迷茫人生,归宿何处的感情。词中先写放牧地点,次写迷路神态,再写草原景色,把迷路的骏马放在广阔昏暗的背景中。“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两句,刻划了迷路的骏马那种焦躁、彷徨的神态,着墨无多,却生动逼真;“远放燕支山下”、“边草无穷日暮”两句,显示了草原的寥廓、旷远,笔力浑朴苍茫。此词赋物工致,气象开阔,笔意回环,清新而简练。
词以二言叠语起首。词的前三句写成群的骏马放牧于燕支山下的大草原上,绵延的群山、无边的草原、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雄伟壮丽的图景,气势壮观,境界阔大。
第四、第五句具体写马,但不是写成群的骏马,而是选取了其中一匹失群迷途的马加以描写。这匹骏马因为跑失了群,此时正独自不安地用马蹄刨着沙土和残雪,并不时地昂首嘶鸣,东张西望地傍徨着,不知该往哪里去。“跑”读作“刨”,用足刨地之意,这两句词将骏马迷路后的神情姿态刻画得十分传神,短短十二个字便将它的焦灼不安和急切烦燥惟妙惟肖地勾勒了出来。同时,通过对迷路骏马的描绘,还将塞外草原的空旷阒寂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六、第七两句又是二言叠语,“迷路”是第五句句末“路迷”二字的倒转,这是《调笑令》的定格,此调又名《转应曲》,即由此而来。在连着两个“迷路”之后,接着是词的结束句:“边草无穷日暮”,既点出了时间,又进一步渲染了空间的旷远,补足了骏马迷路时的环境。夕阳西下,斜晖映照着边草,边草无穷无尽地向四外延伸开去,一眼望不到尽头。这最后一句语淡意远,堪称点睛之笔,在前面绘就的雄伟壮丽的草原图景上又抹上了一层苍凉迷离的色彩。远山、沙雪、边草、斜阳,其间又回荡着骏马的嘶鸣,苍莽壮阔而又略带悲凉,整首词意境浑厚高远,语言简炼淡雅。
词名义上是写马,并展现了草原风光,但同时也透露了边塞自然环境的严酷和人在这种环境下的迷悯孤独心境。汉代名将李广就是在与匈奴作战时因迷失了道路而获罪自杀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词中描写骏马迷路时焦燥不安的情形也多少反映了征戌边塞的将士在塞外常有的孤寂忧虑的心情。
纵观来看,词的开始“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表现对边塞失防、胡人入侵的惊讶。接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写失群胡马焦躁不安、迷茫困惑、挣扎无果的神情,形神兼备,是不可多得的名句。“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既从马之望中写边塞晚景,又含象征意象于其中。使情、景融合无痕,使这首小词不仅是生动传神的特写,而且有深含的意境。
但深含的意象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曹锡彤认为:“此笑北胡难灭之词。”有人认为:“言胡马东西驰突,终至边草路速,犹世人营扰一生,其归宿究在何处”(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如果写在晚年韦应物解职之后,俞说可以讲通;而韦一生积极用世,热爱人民、热爱朝廷和祖国疆土,那么联系开头“远放燕支山下”,笑北胡乘隙入侵。咏大国辽阔边境难犯是可以讲通的。“诗无达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艺术上传神的描写与蕴含的意象构成耐人咀嚼寻味的意境,是深可玩味的。
和韦应物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戴叔伦也有《调笑令》词一首,写的是边塞老兵的愁绝心理,在对边塞风光的描写方面与韦应物此词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戴词明确抒写征人的愁苦心理,意境悲苦低沉,韦词则从一个侧面暗示了边塞的严酷,悲凉中不失雄浑,这在早期涉及边塞的词中是别具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