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头三句即直接发议论和感慨，说江北跟当日石、温辈所在的洛南一样，不是没有人才。可是时代变了，石、温辈能得到知遇，而税巽甫却遇不到。“不同者时”，语气干脆有力，愤慨之情可见。“赖交情兰臭”四句，转到叙述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实则赞扬对方的品德、志向和才能。意思说，我们两人志同道合，气味相投，都把做官看得象轻云一样淡薄，更何况做官的得失也难以预料呢？“夜观”三句，进一步叙述他们交往的具体情况：两人曾在夜间一同在楼观谈论军事，在春日的郊原上凭吊古人，慷慨激昂地以千秋功业互相推许。这里赞扬税巽甫是位关心国家大事，有志报国的有识之士。也表示他之所以谋求出仕，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报国。他们“论兵”，足以表现对当时宋、金对峙局面的关心，对国势的担心。可是，这种人却不被任用，流露了对当局的不满。结句说税巽甫清贫如洗，行囊里只有诗作。这一方面赞扬税巽甫的高洁，安于贫困。一方面也说明税巽甫的潦倒。
下片开头写得非常别致。作为送别，诗人不是表示挽留，抒发惜别之情，而是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归去来兮”，似乎在催促对方归去，还带点庆贺的意味。这不仅仅指税巽甫，还包括诗人自己在内，是承上片“宦情云薄”而来。意思是说，你先回去吧，这是我俩的共同愿望。所以下面紧接；我已备置好远行的船，不久也要辞官归去。这句补充上面的意思，也是过渡。“正姑苏”四句，描绘想象中家乡的美好情景：现在正是吴中米贱酒甘，吴松江上莼菜鲜嫩，鲈鱼肥美的时候。这里用晋张翰的典故。词人与张翰同为吴地人，但归去的目的不同。张翰是“贵得适意”，而词人却以表面豁达的话语，表现内心的不满与愤慨，也是对友人的安慰。言外之意是说，像税巽甫这样有才能、品德高尚的人不被任用，可见当政者的腐败无能。这样的政府没有可以作为的。不如退隐吧。“我住”三句，进一步设想归去后，两人交往的融洽情景；我的住处和你一水相连，不妨经常趁着月色乘船造访。这里不写其他交往情况，而只写月夜乘船。一来是本地风光，显示了江南水乡的特点，二来是以月色、水光为背景，表现两人退隐后的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和高洁的友谊。最后又归结到送别，紧承前面的意思，提出：既然不久即将相会，那么，在长亭折柳送别时，又何必依依不舍呢？
这是一首类似“壮行色”的送别词，特点是不伤别，反而鼓励归去而诗人的矛盾表现在：一方面为友谋官不得而歉疚，另一方面又安慰对方不当官也罢，我马上也回去了。在平淡的措辞中，隐含着对现实的极度愤懑情绪。
诗词分工、各守畛域的传统观念，对宋词的创作有很深影响。诸如“田家语”、“田妇叹”、“插秧歌”等宋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宋词中却很少涉及。这首词描述了，农民的劳动生活，流露出与之声息相通的质朴向上的感情，因而值得珍视。上片以景语起：山色昏暗，彤云密布，寒雨将至。在总写环境天气之后，收拢词笔，语及近景，数枝凝聚水珠、楚楚堪怜的娇花，映入眼帘。如若顺流而下，则围绕“啼红”写心抒慨，当是笔端应有之义。但接下来两句，却奉劝骚人词客，勿以惜花为念，莫作枝惘愁思，可谓笔锋灵活心思脱俗。下片又复宕开，将笔触伸向田垄阡陌，“朝朝出”、“处处通”对举，言简意赅勾勒不避风雨、终岁劳作的农民生活。遂引出“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三农”，指春耕、夏种、秋收。五谷丰登，是农民们一年的希望。在这重阴欲雨的时刻人们盼望的是有充足的雨水，能犁耕作。至于惜花伤春，他们既无此余暇，也无此闲情。
每当“做冷欺花”（史达祖《绮罗香》语）时节，“冻云黯淡天气”（柳永《夜半乐》语），文人墨客常会触物兴感，抒发怜惜情怀。这些作品，大抵亦物亦人，亦彼亦已，汇成宋词的一片汪洋。虽有深挚、浮泛之别，也自有其价值在。不过，萦牵于个人的遭际，囿于一已的狭小天地，则是其大部分篇章的共同特点。这首《南柯子》却不同，即将因风雨吹打而飘零的幽艳啼红，和终年劳碌田间而此刻盼雨耕种的农民，由目睹或联想而同时放到了作者情感的天平两端。
它不在惜花伤春旧调上的和弦，而是另辟蹊径的新声。作者的目光未为仄狭的自我所囿，感情天地比较开阔。一扫陈思，立意不俗。
苏轼、辛弃疾等也写过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词作，也倾注了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情感，他们所作，常如一幅幅民俗画，苏轼作于徐州太守任上的一组《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等五首）是如此，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笔触更为细腻入微。王炎的这首词则显示了不同的特色，作者的感情主要不是熔铸在画面中，而是偏重于认知的直接表述，理性色彩较浓，因而，写到农民的生活，如“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也采取比较概括的方式，不以描绘的笔墨取胜。
宋代有两个王炎，均有词作传世。此篇作者字晦叔，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孝宗乾道五年进士，有词集《双溪诗馀》。其“不溺于情欲，不荡于无法”《双溪诗馀自序》的宗旨，在这首风调朴实的《南柯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此词不取艳辞，不贵用事，下字用语亦颇经揣摩，如“幽艳湿啼红”写花在雨意浓阴中的姿态就相当生动。不过此词亦有缺陷，全篇语多浅易、含蕴稍欠.
是词写相思。前阕伤春，首三句写“怨”：“留花不住怨花飞，向南园、情绪依依。”主人公面对南园，叹息无力将春花留住，伤春情绪依依，愁怨落花漫天飞舞。“依依”的怨情，真如飞花般撩乱。“可惜”直白抒情，“倒红斜白”，红花倒伏，白花歪斜，一片狼藉；“一枝枝”，数不清，全都这样，满目惨状。经昨夜的一场风雨，再次受到摧残，零落凋谢的样子，目不忍睹：“依依”言情绪；“枝枝”言规模；“倒”、“斜”言惨状；“经”、“又”言反复，将“怨”情融入落花场景，充分表达了伤春情怀。
后阕抒相思之情。主人公凭靠朱栏，手举金杯，面对花残叶败的芳丛，惆怅经久不止。感情发展的脉络清楚，“惆怅多时”呼应“情绪依依”，渐进、发展到结尾，涌流而出：“何况旧欢新恨、阻心期。空满眼、是相思。”由暮春的落花起兴，言伤春之怀，言怀人之愁，结于相思之情。
这是一首惜春词，它细腻地表现了由凋零的花草引发的旧欢新恨。词人对被风雨吹打落地的花叶充满了怜惜之情，这种情景最易勾起他对已经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但终归徒然，故而又心生惆怅悲凄。无可奈何之际，只好独凭朱栏，以饮酒来稍作安慰，但新恨旧欢，总是遗忘不掉。表现了词人对人生那种无奈的又很痛苦的心理特征的深刻感悟。人生是痛苦的，但又必须坚持着度过。词人的心理非常细腻、敏感，对发生在世间的细微变化他都有清晰的描述。全词语言娴雅清丽，情绪抑扬婉转，写景中尽含情愫。
这首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在诗中简述了一年来的经历以及对家属的思念，用丰富的想象，把心中的忧虑和惊恐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全诗没有一句空闲之语，只是平铺直叙，却有声有泪，感人至深。
这首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十二句（开头至“未忍即开口），抒写诗人初授拾遗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亲的矛盾心情。开篇两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关破”，点出国家残破、京都沦陷、战乱流离的大背景：“妻子隔绝久”，点明诗人与妻子儿女长久相互隔绝、不通音讯的事实。这两句为下面两段对家室的千回百转的忧念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
接下来两句从，写诗人从沦陷的长安城脱身西走，投奔唐肃宗。杜甫潜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时草木繁茂，可以隐蔽间道潜行的诗人，故说“脱身得西走”。与妻子儿女隔绝已久，但一有脱身机会，并不是先去探寻家室，而是投奔凤翔的唐肃宗，正见出先国后家是诗人的自觉行动。
第二段，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描写得极朴质、真切、生动、细致。拜见唐肃宗时，脚上穿着麻鞋，破旧的衣袖露出两个胳臂肘，完全是间道逃奔途中的狼狈形象，可以想见麻鞋上还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处处留下荆棘的痕迹。这样不加任何整饰地去拜见唐肃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对君主的一片赤诚，也透露出在非常时期君臣朝仪的草率不拘。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即用极朴质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来呈现，收到的是极生动真切的艺术效果。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当时情景。细节传神，朴俗传真，正是这两句诗的魅力，也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共同的艺术取向。正因为狼狈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因此朝廷上下悯其幸得生还，而亲朋故旧则伤其形容憔悴，皇帝也为其忠诚所感动，亲授拾遗之职，诗人则深感在颠沛流离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泪交零。这四句写诗人在朝廷上下，亲朋故旧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样不加掩饰，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尽致。
这六句乍看与忧念家室的主题似乎关系不大，实则正是由于诗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国家仍在危难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诗人无法开口要求告假探视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于君国与忧念家室的内心矛盾，这才引出下面两段千回百转的至情之性之文。
第三段（“寄书问三川”句至“心中郁结摇头”句），抒写对家室存亡未卜的忧念和悲慨。因未忍开口告假，故有“寄书问三川”之举，但由于久与家人隔绝，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还在不在三川。这两句是一层。“比闻”以下，因新近听到传言说，那一带的百姓因遭战祸，惨遭叛军杀戮，已经到了鸡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难逃此劫难。
“山中”四句，便是对家室罹祸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风的茅屋里，此刻还能有谁在倚窗户而相望呢？也许都已惨遭杀戮，在摧折衰败的苍松之根，尸骨狼藉，地虽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体贴入微而又沉痛彻骨。诗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尸骨一起感受到异乡土地的寒冷。但毕竟“杀戮到鸡狗”的景象只是出之传闻，因此诗人意中仍有所犹疑，“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二句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杀戮到鸡狗”的情况下，很少有几个人能侥幸保全性命，就算有人侥幸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团聚，这虽是对情况的泛测，却也透露出诗人意中或存此想。虽然比全家尽遭劫难似乎好一点，但同样是家室残破的悲剧。这又是一层。
叛军的杀戮使京城周边的大片地区成了险恶的猛虎肆虐的场所，诗人心情郁结，难以解释，只能频频回首了。从“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尽室岂相偶”，意凡三层，有转进，有曲折，充分表现出在音讯隔绝、只凭传闻的情况下诗人对家室存亡情况的种种预测与想象，语极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郁悲凉。
第三段（“自寄”句至篇末），承上“寄书问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与家人隔绝后音讯不通的情况，转出“反畏消息来”的心理和“恐作穷独叟”的深悲。在叛军肆行杀戮的战乱背景下，十个月来音讯不通，未接家书，诗人的心理便从长期的盼家书转为害怕有关家人消息的到来，生怕传来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难的噩耗。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书的客观事实很可能预示着家人早已不在人间。这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的进程愈积愈强烈，愈执着，最后便由“切盼”演变为“反畏”。
处于对立两极的心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却最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心理描写，确实非亲历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则将诗人“反畏消息来”时那种既惶恐不安叉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盘托出。“汉运初中兴”，国运初显转机，这是值得庆幸和欣然的，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可预料，只能借酒遣闷，沉思默想将来庆祝胜利欢会之时，诗人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了。国家的中兴，将来的欢会，反而更衬托出了个人悲剧的命运。
本首诗题为“述怀”，所述之“怀”虽主要是对家室存亡的忧怀，但由于处在安史之乱的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这种家室之忧就和国家危难密不可分，充分体现出家室之忧的时代特殊性，并从一个侧面对战乱流离的时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内心情感的抒写，也是时代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