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琵琶女高超的技艺和内心的幽恨。苏轼借北齐善弹琵琶的冯淑妃的名字指称琵琶女，暗含着对她的技艺的赞许和肯定。“初上琵琶弦”，是说转轴拨弦，开始弹奏。听去果然不同凡响：“弹破碧云天。”古人形容歌声响亮和美妙，本有“响遏行云”之说（见《列子·汤问》），唐诗“歌遏碧云天”即由此而来。苏轼再加变化，用来夸说琵琶弹奏的高妙动人，是恰切不过，而又有创新意味的。着一“破”字，可能受到“鬼才”诗人李贺“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这句诗的启发，以突出其超常的艺术效果。由于受到词调字句的严格限制，苏轼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样在《琵琶行》中对另一个琶琶女的绝技展开描写，而只是从听者感受的角度，以夸张和写意的笔法作了高度的概括，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收到了以少胜多的效果。说琵琶女技艺高超，还表现在：“分明绣阁幽恨，都向曲中传。”能把一个闺中女子内心深微、复杂的感情，都通过琵琶弹奏的乐曲传达出来，让苏轼“分明”地加以体认，这是很精湛的技艺。这两句虽然同样写听觉感受，却从曲调传写的情感（或心理内容）着眼，因而并不显得重复，而且多少接触到了琵琶女的内心世界，也暗含着苏轼对她的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上片写琵琶女，句句紧扣“琵琶”的弹奏，寥寥几笔，就能给人以比较鲜明、深刻的印象。
下片转换角度，写琵琶女的外形美。过片“肤莹玉，鬓梳蝉”两句，从正面着笔写琵琶女的肤色白皙和鬓发俏丽，像是电影中的两个特写镜头，表现了琵琶女外形的美丽。接下去“绮窗前”一句，像是写了一个侧影，与上片联系起来看，这该是琵琶女弹奏之处，原来那美妙动听、曲传幽恨的琵琶声就是从这儿发出的。所以这一笔虽已虚化，却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回味的空间。结尾以明月来衬托，使琵琶女更显得天姿国色，美丽动人。妙在将明月人格化，说明月在今夜特意随人行走（当明月发现琵琶女之后），似乎要同琵琶女比一比谁更美好呢。这是苏轼听到琵琶女弹奏时，恰好见到当空的一轮明月，灵感突发，因而获致的神来之笔
从全词来看，上片为主，而下片为宾，下片所写的人的外形美，对于上片所写的技艺之精、乐声之美来说，也是一种衬托。苏轼使二者相得益彰，更突出了琵琶女美的形象。这是作品艺术构思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远离故乡的游子，即将踏上归家的路程，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而作为被强留仁金的吴激来说，这种心态显得更加复杂而深沉。在这首词中，作者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运用白描的手法，既对这种归心似箭的情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又吐露了一腔思乡的浓烈情意。
上片“夜寒茅店不成眠，残月照吟鞭”两句写景，但采用了化景物为情思的手法。在寒意料峭的凉秋深夜，游子独自歇宿於荒郊茅店，因久别将归而一时难以入眠。这里所写旅人的内心感受，使人想起唐代温庭筠在《商山早行》中的著名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旅店的客人迎来第一声鸡鸣，趁着月色起身赶路，足迹印在板桥的霜上。诗人通过典型的物景，把羁旅早行的意象表现得有声有色。从旅途的感受来说，词里的含意有相似之处，但观照下句的“残月照吟鞭”，则意境上是又有不同的。吟鞭指诗人的马鞭，中天的月亮照着半夜起程赶路的游子，他不是因寒冷而满腹牢骚，倒像是高兴得自言自语，且行且吟。一个“寒”和“照”字，不仅写出了旅人的感觉与视觉形象，而且丰富了感情的容量。
“黄花细雨时候，催上渡头船”。这两句是以自然景物来泻染气氛。细雨霏霏，秋菊盛开，在具有风雅兴致的词家眼中，本该是饮酒赏菊的美好时光，但一个“催”字却使意境陡转。柳永在《雨霖铃》中写过“都门怅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情景，那是表现一种不忍离别而又不得不离别的难舍的意绪，而这里的催上渡船是写游子急于思归的心态。
上片以写景为主，作者把自然景象与人物心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景中含情，而情融于景。这样写思念家乡之情显得十分真切自然。
词的下片，“鸥似雪，水如天”两句，承上转下，由眼前水行所见，唤起对记忆深处美好情景的神游。作者生于江南、长于江南，江南水乡之美景，诱发了他对谙熟事物的亲切感。莹白的水边鸥鸟，秋高气爽，水天相接，这诗与画的交融，可以说与王勃笔下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境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接下来，作者思绪转向身边细事。“忆当年，到家应是，童稚牵衣，笑我华颠。”此情此景，十分亲切动人。初唐诗人贺知章写过脍炙人口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里虽没有儿童笑问的场面，但儿童“牵衣”，“笑我”头发已经花白的情景，既富有戏剧性，又充满了轻松活泼的家庭气氛。然而那只是往昔的场景，或者说是想象中的一幕，而此刻不得遣返，只能留下难以忘怀的思念。
吴激早年在宋朝甚有声名，春风得意。此时屈仕北国，贰臣之疚自不待言，而思念故乡之情也只能托归来的游子之口道出。整首词造语清婉，哀而不伤。那无可奈何的思乡情丝仍能激发起读者深切的同情。
上片不直接写与朋友同游的情状，而是引陶渊明自比。他所写的宁可退隐、也不向当权者屈曲的渊明，兼有为自己画像和代朋友书怀的意味。首韵一问，虽意在表明时令，而又能显出心中的波峭。同时“为谁开”一问，不仅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且能起到引发下文的作用。他之所以爱菊，是借花的凌雪傲霜的高尚品格，寄托自己的心胸。以下两韵，明看是代陶渊明写心，其实翻过来看，正是借渊明写怀。“渊明谩爱”一韵是倒装句，是说胸中正不平、惟待酒浇化之的渊明，喜逢重阳节却无酒可饮。作者的遭遇有很多地方与陶渊明相同，所以用“黄菊开”、“爱重九”、“正崔嵬”表示对陶渊明的同情与歌颂。下韵以退为进，否定酒本身对渊明有重要意义，谓渊明爱酒并非因为他是个酒徒，而是心中有块垒，不得不借酒浇愁。可是，没有谁打发“白衣”来为他送酒。上片末韵，扇面障尘既是取景于眼前，也是典故的借用。他对渊明中藏块垒的心迹的理解，颇为深刻。而写渊明，实即自写其志。尤其是末韵。用来比拟韩尚书面对政敌的熏人气焰而不为苟且的态度，颇为切合。
下片就眼前重阳节的相知之乐来写。他写一日须饮三百杯，才配得上为韩尚书饮。既侧写韩的豪酣与洒脱，也是写他与韩的相知投缘之乐。在继两韵中，作者用对比的方法，笔锋急转，直指自己遭受“落佩倒冠”的陷害，向南宋王朝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当他想见韩将来翳凤骖鸾、归于眺望中的仙山之后，就不免喜忧参半了：他为韩尚书的得归仙班而高兴，也为自己的隐居无伴、抱病独登高台而伤感。人我相照，愈觉情怀不堪。这里的“归于仙班”，隐指韩将来的归朝。结韵以想象中形影相吊的情景，在送别韩南涧的归路上，见到月色映出了“人影共徘徊。”流露出惜别依依和孤独寂寞之感。这样的表达法，能兼收暗示友情相得和表达自己隐居失意之情的双重功效。
上片写登高赏菊忆及渊明，以重九日盼望送酒的陶渊明自比，暗示了作者与其处境的相似。下片陪游后借题发挥，既寄希望于韩元吉再次被朝廷召用，又为自身的“落佩倒冠”抱病登台而慨叹，倾诉自己无法实现抗金报国壮志的痛苦，表达了被迫害受压抑的沉重心情，不是一篇单纯的记游之作。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