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卷帘人睡起。放燕子归来，商量春事。风光又能几？减芳菲，都在卖花声里。”这几句以人为中心，写主人公在春睡醒来后所听到的两种春之声，从春睡中醒来，忙把帘栊高卷，好放窗外那对呢喃私语的燕子进来，听听它们到底在商量些什么春事。外面的卖花声此起彼伏，词人不禁联想到春花的凋残零落，暗惜起春光的所剩无多来。这一部分中，“卷帘”句在章法上有总领全篇和开启下文的作用。是交代“视点”，以下风景皆从此写出。词人听到了两种春声，唤起了他一喜一忧两种情绪。燕子的呢喃私语使他兴奋和好奇，而卖花声则让他感到了春光的匆匆流逝，觉得春天将最终消失在这些叫卖声中。

　　“吟边眼底，披嫩绿，移红换紫。甚等闲，半委东风，半委小溪流水。”这几句描摹西湖四周的暮春景象，边沉吟边观望，但见湖畔四周一片绿暗红稀，百般红紫先后零落，一半被东风吹走，一半流落于溪水之中。这几句渲染出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萧瑟意境，但画面又很凄美逼真，让人如睹其色。“甚等闲”一词表达出词人对“匆匆春又归去”的深切惋惜。“移红换紫”采用借代的修辞手法，表意生动而简洁。“半委东风，半委小溪流水”与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笔法十分相近，清新而别致。

　　“还是，苔痕湔雨，竹影留云，待晴犹未。”过片四句仍承上片之“吟边眼底”写词人眼中的暮春天气。还有那碧绿的青苔，被春雨滋润和冲刷得愈发青翠鲜亮。天上云卷云舒，与疏疏的竹影相互映衬，打造出一片欲晴还阴的天气。这里对江南暮春天气的描绘也很逼真，而且也与词人淡淡的喜悦与忧愁相杂的心情相吻合。

　　“兰舟静舣，西湖上，多少歌吹。”此二句描绘西湖的繁盛迷人。西湖上游船如云，有的在轻轻游弋，有的正静静地泊在岸边。悠扬的丝竹歌舞之声阵阵传入耳中。此幅画面美丽而欢快。

　　“粉蝶儿，守定落花不去，湿重寻香两翅。”此二句为细节描写，非常富有诗情画意。春雨之后落红满地，有一只蝴蝶停在落花上双翅轻扇，不肯离去。也不知是翅膀湿重难以飞去，还是眷恋花香不忍离开。此幅画面既生动美丽，又暗含着词人的惜花惜春之意，非常耐人寻味。

　　“怎知人，一点新愁，寸心万里。”这三句回应篇首，从远近景致回到伤春之人，虚虚淡淡地写出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面对此情此景，词人神思飘忽，心头涌上万千复杂的况味，其中便夹杂着一丝淡淡的哀愁。

　　这首词写景如画，音韵谐美，情与景有机交融，让人边品味西湖春景，边春思绵绵，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受。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曰：“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朱熹《诗集传》曰：“此饮于泮宫而颂祷之辞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曰：“受俘泮宫也。”此诗写受俘泮宫，颂美鲁僖公能修文德。

　　此诗前三章叙述鲁侯前往泮水的情况，每章以“思乐泮水”起句，作者强调由于鲁侯光临而产生的快乐心情。“采芹”、“采藻”、“采茆”是为祭祀作准备，芹、藻、茆皆用于祭祀，《周礼·天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实……茆菹麇臡……加豆之实，芹菹兔醢……”《召南·采苹》也有采藻用于“宗室牖下”，皆为明证。第一章没有正面写鲁侯，写的是旗帜飘扬，銮声起伏，随从者众多，为烘托鲁侯出现而制造的一种热闹的气氛和尊严的声势。第二章直接写鲁侯来临的情况，他的乘马非常健壮，他的声音非常嘹亮，他的面容和蔼而带微笑，他不是生气而是在教导自己的臣民，从服乘、态度体现出君主的特别身份。第三章突出“在泮饮酒”，并以歌颂鲁侯的功德，一方面祝福他“永锡难老”，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则说明这是凯旋饮至，表明鲁侯征服淮夷的功绩。

　　第四、五两章颂美鲁侯的德性。前一章主要写文治。鲁侯举止庄重，神情肃穆，因此成为臣民仰望的准则。因为是“告庙”，诗人对庙貌而想先人，鲁国的先祖周公旦、鲁公伯禽既有文治又有武功，僖公凯旋饮至，正是对先祖的继承，是效法前人的结果。后一章主要写武功。作泮宫本属文治，却是成就武功的保证，鲁侯虽不必亲上战场，因为修明德性，恢复旧制，所以使将士们在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他们在泮水献上斩获的敌人左耳，并能精细详明地审讯敌人，献上活捉的俘虏。

　　第六、七两章写征伐淮夷的鲁国军队。前一章是写出征获胜，武士能发扬推广鲁侯的仁德之心，尽管战争是残酷的，但在鲁人看来，这是对敌人的驯化，是符合仁德的。回到泮水，将士献功，没有人为争功而冲突，写的是武功，但文治自在其中。后一章写军队获胜后情况，武器极精，师徒甚众，虽克敌有功，但士无骄悍，又纪律严明，不为暴虐，“孔淑不逆”，所以败者怀德，淮夷卒获。

　　最后一章写淮夷——被征服者，以鸮为兴，引出下文。鸮，即猫头鹰，为恶鸟，比喻恶人，但它飞落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所以淮夷感悟，前来归顺，贡献珍宝。

　　刘瑾谓此诗“言不无过实，要当为颂祷之溢辞也”（吴闿生《诗义会通》引），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夸饰》篇特将末章首四句“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作为修辞夸饰的例证之一，说明此篇的夸耀很有些过当，读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算起，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史记》载：项羽年轻的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其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恶劣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

　　“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游吴越的路线是，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非泛泛之辞。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一生为人傲岸，“长揖谢公卿”表现的也正是这种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借用陶渊明《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旨深厚，感情表达恰如其分。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

　　诗在选材和布局上独具匠心。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具体而开阔。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两联从虚处着笔，气象悠远阔大。

　　词的上片赞颂元朝初建的兴盛气象，下片则书写词人于开国盛世的志向，表达了词人对全国实现和平的兴奋之情，以及对新的统一王朝的热烈祝颂和殷切希望。

　　上片写词人生逢大元开国盛世的喜悦心情。

　　开头“望乾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六句，从物我两个方面，写元朝的建立带来的新气象。“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三句把元朝与汉、唐相比，借古喻今，写出元王朝的建立，犹如当年“汉鼎初成”“唐基始建”一样，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万物带来了生机。词人以汉、唐作比，既指明了元王朝的建立有着坚实的基础，又颂扬了它的无比强大。

　　“汉风吹遍原野，但无言、红绿自纷纷。花月留连醉客，江山憔悴醒人”四句，运用生动的比喻，继续从物我两个方面，写元王朝的建立带来的新气象。“但无言、红绿自纷纷”化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既以百花盛开比喻统一的兴旺气象，又暗示天下归心。词人因不满金政权而弃官出家，又因受到元世祖的赏识重用而还俗，所以词人自称为“醒人”。词人以“春风”“花月”，比喻元王朝建立后带来的新气象。这样的表达方式使本词显得生动而具体，同时词人又以自己由隐居到出仕的经历，来说明新王朝的建立有化育万物的功效，增强了词作的说服力。

　　下片写词人恢复古道、重振乾坤的雄心壮志。

　　“龙蛇一屈一还伸，未信丧斯文。复上古淳风，先王大典，不贵经纶”五句，紧承上片“醒人”二字，写出自己不仅能归隐，而且能出仕，并且坚信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会丧失，恰恰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一定能发扬光大，而词人也将以“先王大典”为依据，酌古推今，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恢复“上古淳风”。这几句词既表现了词人的政治理想，又反映了他决心大干一番的非凡气概。

　　“天君几时挥手，倒银河，直下洗嚣尘。鼓舞五华鸑鷟，讴歌一角麒麟”五句，这里词人充满自信，认为在这龙腾虎跃、万象更新之际，定能一显身手，施展鸿图。

　　全词抒情与议论相结合，豪放中透着深沉，气势雄健。既有慷慨激昂的叙议，又有生动形象的比喻，语言豪放，意境壮阔，充满欢乐向上的精神。

　　白居易作文和他写诗一样，思想感情袒露无遗，语言务求通俗浅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篇文章是在吸取前代和同时代作家所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的纲领，总结他创作政治讽谕诗的经验，观点鲜明，文字生动流畅，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篇散文在简要地叙述他写作这封信的目的之后，以大量篇幅，列举文学史上大量作家和作品，用十分简洁的语句，叙述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概况，阐明《诗经》以来反映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他从“六义”着眼，强调“风、雅、比、兴”是“六义”的精髓，并从“六义”的兴起、削弱，以至逐渐衰微、消失，评价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还不能概括从上古到中古诗歌发展的全貌，但基本上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他还提出诗歌的内容必须做到“根情”、“实义”，就是说诗歌所体现的感情和意义，正像植物的根和果实一样；而形式上的“苗言”、“华声”，是指诗歌的语言和声韵只是苗和花。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内容是诗歌的根本，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只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按照这个观点，他在《诗经》之后，特别推崇杜甫的作品。肯定《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而对六朝以来出现的脱离现实、绮靡颓废的文风，“嘲风雪，弄花草”的形式主义作品加以批判和否定，态度明确，褒贬基本得当，为他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揭示有力的理论根据。

　　白居易从自己的勤学苦读，谈到仕宦之后潜心诗歌创作，以及作品的巨大影响，在总结创作经验时，着重谈到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得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结论。他谈到自己“苦学力文”的过程，说从二十岁以后，“昼课赋，夜渎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描写具体生动，读后令人感动。他还谈到，在创作《贺雨》《哭孔戡》《秦中吟》等诗篇时，由于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贯彻自己提出的创作主张，却被达官贵人切齿痛恨，但他毫无反悔之意：“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相反，他对自己的诗文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欢迎，感到由衷的高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减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诗歌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后世，影响是很大的，正是由于他用诗歌作武器，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现实生活，具有进步意义。他特地把自己诗歌创作中有关“美刺兴比”的篇章，编为《新乐府》一百五十首，称为“讽谕诗”，体现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成果。

　　白居易以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教为准则，说明他写“讽谕诗”是表达“兼济之志”，其目的还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写“闲适诗”是表现“独善之义”，特别是贬谪江州之后，他在政治思想上由积极转入消极，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所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人生观，正是反映他思想上的矛盾，也正是这种思想矛盾，使他的晚年创作走上消极颓放的道路。此外，本文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对陶渊明、李白等的诗歌创作的批评也有不当之处，这也是必须加以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