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这是一首写离情的小令。此曲，句依定格，首句不押韵。后四句押“鱼模”韵，其中“足”以入声作上声，“玉”以入声作去声。“苦”为上声，“去”为去声。北曲无入声，而上去声通押，故也无不合律全曲五句，前三句写外景，后二句由外入内，写画楼中的人。小令借景抒情，描写因离别而内心掀起的波澜，表达企盼离人早归的殷切之意。小令用语含蓄，使相思的凄苦表达得更为深沉。
开始两句写外景。从闺中人眼光望去，此时只见斜阳西下，由于春日雨多，水平堤岸。第三句继上文写景而又暗融抒情，句中“寒玉”一词是对清凉晶莹的溪水的一种比拟。如李群玉《引水行》：“一条寒玉走秋泉，引出深萝洞口烟。”曲中“寒玉”就是她见到的溪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虽也在写景，但它仿佛一面在比喻离别前生活的平静，一面在描写因离别而内心掀起的波澜。离愁别恨似乎经风吹起了，写来情景交融，不露痕迹。第四句写闺中人，但它把楼上人的一切外部表象都略去了，而是在有限的文字内集中表达她为离别而痛苦的感情。“画楼”这个不定人物更能引起想象，通过她而反映了所有闺中人对离人的共同情绪。末句表达了她最后的一点希望。楼中人与离人正天各一方，而“催归”鸟的啼声更易引起她对远方人的思念。所以她要杜宇“莫啼归去”然而，从她对“催归”鸟声的敏感，正反衬其心中盼望离人归来的殷切之意。结尾情意惨切，而用语含蓄，仔细体味，必将引起内心强烈的震动。
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小令。
上片破空而来，词人想象自己借高风快浪，骑着蟾蜍，在万里夜空中遨游，抵达月宫后见到了嫦娥，并看清了她的体态和容貌。原来这位美貌的月中仙子体态轻盈，脸上不施粉黛，显示出一种本色的自然之美。开头“风高浪快，万里骑蟾背”二句，是写万里飞行，前往月宫。“风高浪快”，形容飞行之速。“曾识姮娥真体态”，“曾”字好。意思是说，我原是从天上来的，与姮娥本来相识。这与苏轼《水调歌头》“多欲乘风归去”的“归”写得同妙。“素面原无粉黛”，暗用唐人“却嫌脂粉污颜色”诗意。这句是写月光皎洁，用美人的素面比月，形象性特强。
下片想象自己在天宫的情景。“身游”二句，他在巍峨壮丽如银似雪的月宫里，俯视人间，只见下界雾气、混水不堪。天上是那样月明辉清，而人间却是那样龌龊昏暗，正如南宋政权的昏聩不明。“俯看积气濛濛”句，用《列子·天瑞篇》故事：杞国有人担心天会掉下来，有人告诉他说：“天积气耳。”
从“俯看积气濛濛”句，表示他离开人间已很遥远。末了“醉里偶摇桂树，人间唤作凉风”二句，是全首词的命意所在。用“醉”字、“偶”字好。这里所描写的只是醉中偶然摇动月中的桂树，便对人间产生意外的好影响。这意思是说，一个人到了天上，一举一动都对人间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既可造福人间，也能贻害人间。词人置身天上，神清气爽，再饮月中琼浆，感到心满意足。但他并没有忘记人间，带着醉意，他偶然地摇了摇桂树，便给炎热的人间带去了凉风。此处也透露了词人希望能从天上吹来一股政治清风，使南宋政权能变得清明一点。
全文构思新奇，想象大胆，驰骋想象，笔势飞动，具有豪迈的风格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诗体为七排，是古代诗人极少创作的一种诗体，杜甫集中仅存数首。此诗乃诗人触景伤情、感慨入怀之作。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净骑竹我无缘。”诗篇开始，诗人紧扣清明时令入题。“新火”，古代四季，各用不同木材钻木取火，易季时所取火叫新火。唐宋时清明日有赐百官新火的仪式。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云：“卧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即指此。首联一点时，二点地。诗人清晨起来，匆匆赶路，清明新火正袅起缕缕新烟。天气晴暖，春光明媚，一叶小舟荡漾在万顷湖水之上。一个“净”字写尽了天宇的明静，湖水的澄澈。此景如诗如画，可惜在诗人心中惹起的却是阵阵苦痛酸愁。“客船”之“客”轻轻一点，把诗人从美好的自然境界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人生，诗人不得不面对飘荡流离的艰难处境，幸福和快慰转瞬即逝。景愈美，痛愈深。诗人看到天上飞过轻盈的小鸟，地上游戏的快活的儿童，他只是苍然感到“他自得”，“我无缘”，诗人历经苦痛，身老倦游之态如在目前。绣羽，美好漂亮的羽毛，代指鸟。鲍照赋云：“曜绣羽以晨过。”又，宋之问诗：“衔花翡翠来。”红净，此非指美貌女子，而是指少年，李白《赠孟浩然》诗有句“红净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即是。骑听，以竹当马骑，乃少儿游戏。此联直写诗人之哀之倦，与首联隐于其中、详察方觉不同。意义上隐显结合，表达上动静相照，取景由高及低，由水及岸，时空勾画宽远阔大。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第三联上承第二联，写本地风物人情。胡，泛指少数民族。湖南是多民族杂居省份，土家苗民很多，少数民族的儿童服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迥异于北国中原，楚地女儿腰肢苗条，美丽可爱，又是别番情调。在诗人笔下，小鸟轻翔，少年游乐，儿童装扮新奇，少女袅婷款款，衬以朝火新烟、湖光山色的背景，构成一幅明快爽朗、色调纷呈的清明风俗画。很明显，诗人意在以此反衬自己悲凉暗淡的心怀。前三联从现实、眼前着笔，第四联则由当地古迹转到对历史人物的回忆了。定王，汉景帝第十子刘发，唐姬所生，微无宠，故封王于卑湿贫国长沙，卒谥定。定王城又名定王台、定王庙等，在长沙县东一里，庙连岗，高七丈，故又谓之定王冈，相传乃定王为望其母唐姬墓所建。贾傅，即贾谊。年少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他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发抒不平之气。盛弘之《荆州记》里说：“湘州南市之东，有贾谊宅，中有井，即谊所穿也。上敛下大，状似壶。井旁有局脚食床，形制甚古。”诗人为何于此想及此二人二事呢？定王、贾谊失宠于皇帝，不遇于时运，被逐僻远卑湿之国，与诗人经历是颇相近的，而定王之望远在长安的母亲坟茔，贾谊之吊屈原而自伤，也正与诗人情感和思想合拍，诗人是借古人而遣已之郁怀。所以下联作者即从古人想到自身境况。
“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要禁火三日。相传春秋时介子推辅佐晋文公重耳回国后，隐居不出，重耳烧山相逼，之推抱树而死。重耳为悼念他，禁止在之推死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以后相沿成俗。而太原旧俗，每冬至应寒食一月，平民不堪其苦，周举为并州刺史时，作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非贤者之意，故改为三日。其实，禁火乃周朝旧制，与子推之死无关，是《后汉书·周举传》附会为之。诗人在此不过是借用这个清明传闻而己。沾，润泽。寒食时虽赖周举之福开了火禁，诗人一无所有，舟鲜熟食，故只有虚承周之美意了。严君，即严君平，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读老庄，扬雄曾从其游学，称为逸民。这两句概括写诗人贫困潦倒生活。诗人到处奔波，左冲右突，却生计无着，写此诗前后即在潭州卖药度日，有诗云“药物楚老渔商市”。诗人提及严君平，非即思君平卖卜自给，更含有对君平闭帘读老庄的向往之情。诗人一生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为了社稷，也为了生计，想积极用世，同时也不乏退隐山林，过一种平淡安稳生活的热望，经过十余年的流浪颠沛后，这种心灵的追求更日趋强烈，《过洞庭湖》、《次空灵岸》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作品都有明显的反映，所以结联诗人明言已志。他讨厌击钟而食、列鼎而烹的富豪生活，希望顺依自己“山林”“天性”，有“浊醪粗饭”伴送岁月，颐养天年就足够了。这不过是诗人在生活重负之下残存的一点起码的生存要求，虽不太积极，仍然体现了诗人不愿趋奉权贵，追慕荣华的高洁品质。可惜的是，诗人这个最普通的愿望都根本无法遂愿，第二年诗人即因贫病交加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年仅五十八岁。
第一首诗，诗人由清明景事兴感，抒写自己的悲惨遭遇与高洁志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段落。第二首在内容上是第一首的继续和发展，着重写飘泊之感，情怀抒发则更挚切深痛而饱满。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首联概写诗人苦于飘泊，年老病废的不幸命运，并启二三两联。偏枯病名，《黄帝素问》说“风疾或为偏枯”。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第二联紧承首联，“系舟”应“飘泊”，“左书空”对“左臂偏枯”，“双下泪”“左书空”如两个特写镜头，将首联漂泊病废内容具象化，“寂寂”、“悠悠”两个叠词，更强化了诗人无依无靠，飘泊不知所归，流浪难与人语的悲凉气氛。茫茫人寰，无人可语，卧病在舟，飘荡无期，右臂残疾，左书难以成字，虽想停舟驻足，却又无岸可登，思前想后，诗人泪雨滂沱，心如刀割。此为近承。第三联在上联具写的基础上概写，远承首联。蹴鞠即打球，与荡秋千等都是清明时节游戏，诗人选取它们入诗既照顾诗题，更含有深意。《杜臆》认为蹴鞠乃军中击球之戏，此代指兵乱，战乱频仍中的飘泊就更为艰辛，此其一；清明打球乃唐旧俗，不止军中，宫中犹耽此戏，王建《宫词》描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诗人用此，寓有想望京华之意，此其二；其实，蹴鞠秋千在此还具有比喻、双关意义，诗人的一生不正象球那样被人踢来踢去，命运不定，也不正如秋千般飞荡往复，高低起落，难以自控吗？此其三。“十年”言久，“万里”言远，诗人从时空两个角度叙写自己不幸。“十年”既是虚指，也是实指，从诗人贬出朝迁到现在已是十年光阴过去了。多少年来，诗人象毡球象秋千飘泊动荡，本已足悲，挈妇将雏，一天一天远离京华，则更增其若，荆楚的清明风俗虽与长安相同，正因其同，却不得不使人忆起流窜四处的亲朋，这益使人难堪万分，柔肠寸断。诗人在这十四个字中熔铸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它们依次叠现出来，既富有层次感，又极见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内在情感张力，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联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诗人由上联蹴鞠秋千等物事巧妙转入对景物的描写，情感也逐级上升到新的高度。春来了，去冬南来的雁阵又纷纷穿云北去，赶赴北国的家园；四野人家也纷纷钻青枫取火，一片清明风光。诗人从高下两个角度取景。紫塞，北地边关，诗人用此代北方的京华长安。南鸟北归有期，迁客返京无望，可谓人惭北鸟。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其后仅于寒食后一日为之，成为沿袭故俗遗迹。春季当用榆柳，荆楚却用青枫，足见异地异俗，更易令人想到《招魂》中的句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这与诗人当时心绪是极合拍的。北方紫塞，楚中枫火，两两相隔，山高水远，诗人之心禁不住越过千山万水，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都京华。长安的楼阁一定早掩映于阳春三月迷离朦胧的轻烟花雨中了吧？那奇瑰高峻的山河也早应万紫千红，一片锦绣了。诗人想念京华之深，欲归故都之切，在如诗如画的想象之景中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表达却又含蓄深婉，真切动人。诗人到底忘不了社稷和君王。第四联为眼前实景，旅雁青枫却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天空，景深因之加大；此联为想象虚景，烟花锦绣又紧扣节令，近远两景真幻交融，动静兼具，足见诗人构思之精密，技巧之高妙。
“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春水滔滔归向浩渺无边的洞庭，隔断了诗人的归路，举目皆茫茫白苹，更使白首诗人愁肠百倍，不能自持。“春”是节令的周而复始，“白”是色彩的比照烘托，两词叠用，极写诗人万般情怀。春水也如大雁一样，能够如期回归，诗人却不得不淹滞湖湘，返京无计；白苹虽有荣枯，尚能年年开花，诗人却盛年不再，衰落无成，然诗人偏又心系长安，不忘社稷，怎不愁上加愁呢？是景语也是情语，情因景生，情变景换，在情感的千回百折、跌宕渲泄中，结束全诗，只留下茫然、哀痛、无言的回声。结联素来为人称道，刘禹锡《嘉语》言此联人不可及，尤以叠字见妙，位云亭《秋窗随笔》赞其“风神摇漾，一语百情”，从艺术技巧和审美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了极高的评价。
在内容上，《清明二首》因节兴感，借景借物抒怀，既写平生不幸，更让人看到诗人心中交织纽结的矛盾和痛若。诗人平生抱负无望可展，加以身老病废，流离失所，意识中潜藏的释道思想不禁抬起头来。在最后岁月的诗稿中，他感慨自己“久放白头吟”，渴望能“忘机”“返朴”，他追慕桃花源式的世外“淳古”生活，认为“富贵功名焉足图”，希望在“乐国养微躯”，且欲与山鸟山花结邻为友。然而诗人终归是诗人，即使成了江湖“渔翁”失群“孤雁”，也永不失“每饭不忘君”的本色。他总是心系故园，“每依北斗望京华”，不舍辅佐君王“几回青琐点朝班”的过去，“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诗人依然雄心不已。这样，进与退，入与出的矛盾在诗人心中此消彼长，掀起剧烈冲突，当然前者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怀，也鲜明体现在《清明二首》中。贫病交加的诗人，眼前的欢乐之景无一不牵发缕缕哀愁，促使他追想严君，向往山林的任运生活。然而北回的大雁，飘流的枫烟，应时的春水，又注定他割弃不了“秦城楼阁”和“汉主山河”，且因之愈复悲哀。诗言情志。诗人这种深沉浓烈的情怀根植于诗人高尚深厚的爱国主义心灵，是诗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必然的写照。这种深厚的爱国之情是深可宝贵，值得今人发扬光大的。这也是这首诗的价值所在。
艺术表达上诗人也颇多成功之处。诗人善于选景构图。新火新烟，湖色春光，旅雁青枫，烟花锦绣，组成一幅有声有色、历历如见的江南初春图，而鸟衔花，儿骑竹，童妆胡服，女作细腰，定王旧城，贾傅古井，又是一卷具有鲜明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风俗图画。诗人选景注意大与小，远与近，高与下，动与静的角度变幻和配合，并把古与今，想象与现实有机融汇，内容丰富多彩，画面流走生动，境界高远阔大。诗人善于炼字炼句，以“净”写初春湖光山色的特征和神韵，以“远”状诗人欲留不能，京华日远的感伤，以“虚”道诗人囊空如洗的贫寒，“十年蹴鞠”一联高度浓缩概括，达到了言约意丰、辞断意属的审美高度。叠词、复字、双关等技巧，既增诗句声态之美，更使平常词眼产生了新的丰富深涵，扩展了诗的容量。全诗语言通俗朴质，感情却含蓄深沉，耐人咀嚼。
全诗以情感的构思线索，取景用事全为抒情服务，所以景随情移，步步变换。或以乐景衬哀，或直写哀景，第二首后三联则把情景高度统一于一体，一般景万种情叠起千重心浪，把全诗情绪推到最高点。诗人又善于多角度切入和转换，多重诗歌意象纷至沓来，仿佛随手拈出，又极妥贴自然。象第二首，首联点飘泊之苦，二联近承具写，三联远承概写，又带出清明物事，融深慨于其中。四联是眼前景，旅雁由地上云，新烟袅袅腾空，视点从低至高摇移；五联是想象着笔，结联又归于眼前茫茫湖水。结构上纵横开合，景致上伸缩自如，情感氛围步步加深，似淡实浓，似散实密，似漫不经心偏又构思绵密。语出自然，旨归深烈，简易纯熟，深然天成，正是诗人晚年诗作的鲜明特点。
在章法上，第一首前后两联都紧扣自身着墨，中间两联拓开一笔，写当地风情民俗，离合相间，跌宕起伏；第二首前三联叙事，叙中融情，后三联写景，景真情深，两大板块如又峰并峙，各显千秋。第一首起于风物人事，言志作结，第二首由自身飘泊启篇，又归于湖南风物，两首诗在整体结构上有一种曲折变化之貌，回环错落之美。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上看，《清明二首》都是诗人晚年的好诗之一。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