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开始就对郑所南所画的兰抒发自己的感受。但这种感受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把郑所南所画的兰加以改造后而抒发的。郑所南画的是不着土地的兰花。而作者想象这画中的兰花，在肃杀的秋风里已变成了茅草。这里作者用了屈原《离骚》中“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诗意，以此手法，表明宋亡之后，不仅国土惨遭蒙古族统治者的蹂躏，而且许多人有的受到摧残，有的变节，有的抗元复国的意志消磨殆尽。而且是整个“南国”一片凄凉，毫无复国的生气了。这两句写出南宋灭亡之后，在蒙古族残酷统治下，抗元复国的斗争已逐渐消沉的情状。
后面两句转而赞扬郑所南。说只有郑所南忠于南宋之心依然坚定不移，他用自己的泪水和着墨水画兰，以绘画的方式写出又一部《离骚》。从而表现了郑所南坚贞的民族节操和坚定的爱国信念。作者赞扬郑所南，实际也表达了自己绝不屈服于任何暴力的民族气节。
全诗用反衬手法。前两句用比的手法表现在蒙元残酷统治下人们抗元复国斗争日益消沉的景象，后两句写郑所南坚贞之节依然不变，以前面两句反衬后面两句，见出所南坚贞之志和爱国精神的可贵。正如孔子所说的：“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
这首词共三阕。上阕由“送春去”开头，“人间无路”极写辛酸悲咽。“斗转城荒”诉说临安陷落，“不见来时试灯处”尤有深意。中阕由“春去谁最苦”的设问，讲述宋亡而爱国军民最为痛苦的事实。“送客屡回顾”状写宋宫室被掳掠的凄惨境遇。下阕由“春去尚来否”的设问，暗示宋朝大势已去，恢复无望。全词凄绝哀怨，寄托很深。
《兰陵王》是词中的长调，共分三段。第一段写临安失陷后的衰败景象及词人的感受。“春去人间无路”是全词的主题句，词中各段发端，均以“春去”领起，并围绕这一中心从不同方面加以发挥。“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用对比手法写出临安失陷前后的不同画面，“芳草”、“秋千”，写出元军陷城前的景况。“芳草”，又暗喻送别。这首词的“芳草”却不是隐喻一般的离情，而是送别一个朝代，汉家王朝仓皇南奔，故国何在？凄苦之情，怎能自己。“风沙暗南浦”，则意味着元军攻陷临安后的摧残践踏，又象征着南逃群臣们的危厄前景。“南浦”本指分别之地，此处却暗指南宋故土，补充了“春去人间无路”“慢忆海门飞絮”写词人挂念着的宋室君臣，想象他们如柳絮一般飘泊无处归依。作者首先着笔于“海门”，说明他寄希望于南逃的端宗，也反映了作者有随端宗南行之愿，但却因风沙隔阻，无路可通。“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三句转写眼前的现实，临安一派残破衰败之象：狂噪的鸦君在颓城上空掠过，北斗失向，城池颓圮；元宵前夕本应是华灯照耀的都城，到此时已黑暗一片寻不到灯的踪迹。“乱鸦”，暗喻元军，“斗转”，暗示南宋王朝的陨落。“试灯”，元宵前的张灯预赏。临安失陷于二月，春来时尚可见元宵灯景，至三月春归，则南宋已亡，所以说“不见来时试灯处”。
第二段写春天归去以后，南宋君臣与庶民百姓所遭受的亡国之痛。“春去，最谁苦？”以设问句过渡，“苦”字用得醒目尖锐。下面连用三个分句，分写三个方面形象回答：“箭雁沉边”，写被掳北去的君臣，如同被射中的大雁，坠落到遥远北方，永无归日，“梁燕无主”，以“无主”的“梁燕”喻南宋臣民，大厦将倾，凄惶天依“杜鹃声里长门暮”，写临安宫苑凄惨悲凉景象，暮色之中，“长门”闭锁，唯有杜鹃啼血而已。三个分句，用“但”字领起，一气呵成。“玉树”三句，紧承前三句的意韵。摹写亡国的悲痛之情。“玉树”本指汉宫中之物，王朝倾覆，故“玉树凋土”，就连那金铜仙人也不免有辞离故国的悲伤。“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二句，用“衰兰送客咸阳道”（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诗意。“玉树”、“泪盘”，都用来喻宋。“斜日未能度”，指“铜仙”，依依不舍，行动缓慢，标志着被迫北去的君臣对故国的无限留恋，与词题“送春”之意。
第三段写故国之思。仍以设问总起：“春去，尚来否？”“来”字重如千钧，怀有深深眷念之情。下面接着以江总、庾信之事来抒写亡国之痛。江总在陈后主时仕至尚书令，故称“江令”；陈亡后，他入隋北去。庾信本仕梁，曾出使西魏梁亡，被留长安，北周代魏，又不予放还；著有《愁赋》，以抒郁抑之情。
词人此时此刻的忧恨之情与古人相同，因此以“正”字领出“江令恨别，庾信愁赋”两四字对句。同时，借风雨尽日袭击苏堤来渲染气氛，与第一段“斗转城荒”相绾合，使临安的景色更加凄迷荒凉。苏堤在杭州西湖外湖与里湖之间，堤上有六桥，桃柳成荫。此处以苏堤在风雨中飘摇之态，来暗指沦陷后的临安亦如苏堤一样，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在“送春”之际，作者只能“神游故国”，此二句扣紧“送春”，并对“尚来否”作了回答，说明故国的新春只能梦里依稀得见了。“花记前度”，由“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意仅来表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最后，“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一句，表示“人间无路”，以只能跟“孺子”共话亡国之痛结尾。“孺子”，指作者的儿子刘将孙。
这首词写在元军攻破临安之后，表达了作者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爱的感情，许多词句如“春去人间无路”“谁遣风沙暗南浦”等，爱憎分明，显而易见。作者在词中运用借代和象征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春”象征着南宋王朝：“飞絮”暗喻南渡的君臣：“乱鸦”指代占领临安的元军等等。作者将这些日常所见的感受赋予主观的感情色彩。因此充分烘托出南宋灭亡的悲剧氛围。词的现实性和认识意义，也是通过这种气氛体现出来，为了强调这种氛围，词人运用了某些典故，因此送到了很高的艺术效果。此篇是专主寄托的成功之作。作者把南宋灭亡的伤痛哀悼之情和词中的艺术形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交融浑化“浑化”的高水平，使读者也产生种种感慨。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