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少年姜夔在目睹江淮一带地方生产凋敝、风物荒凉,曾发出“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昔游诗》)的慨叹,扬州慢、凄凉犯一类词也颇有“禾黍之悲”,而在这首诗里,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了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杨万里极喜诵之,或是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之心境契合,但仅如此不足以跳出李白《苏台览古》的窠臼,此诗妙处实在一、二句。起句疏宕,不涉题旨,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山川依然,说景微妙,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况味,怀古伤今之情纡徐委折。景物的渲染与感慨的抒发相得益彰,物是人非的历史感更加厚重,此诗兴味深厚而笔致飘逸,具蕴藉空灵之美。姜夔《诗说》云:“韵度欲其飘逸。”这首怀古伤今之作不滞于情,不役于物,饶有远韵。近人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云:“白石之诗气格清奇,得力江西;意襟隽澹,本于襟抱;韵致深美,发乎才情。受江西诗派影响者,其末流之弊,为枯涩生硬,而白石之诗独饶风韵。”
这首绝句可以和李白的《苏台览古》作个比较:“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李白在诗中着重写今日之荒凉,以暗示昔日之繁华,以今古常新的自然景物来衬托变幻无常的人事,从而抒发出今昔盛衰的感慨。而姜夔则借不变的姑苏夜景,暗寓变化的人事,并借古讽今,给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以冷嘲,立意要高出一筹。这两首绝句都写到柳,以之寄托兴亡盛衰的感慨。但姜夔笔下的柳更富有活力,因为柳被姜夔拟人化了,带上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并赋予柳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所以也比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来得空灵、活脱。不同的是李白诗中的柳相当于姜夔诗中“星”、“鹭”,而姜夔诗中的柳则相当于李白诗中的“月”。所以,这两首诗的后两句在构思上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前两句,李白以旧苑荒台春色依旧寄寓感慨,而姜夔则以江山永恒暗含人世沧桑。
作者将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起句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滋味。怀古伤今之情迂回曲折。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心境契合,景物的渲染与感慨抒发得相得益彰。
开篇破题,并点明时间,写诗人登上岳阳楼时最先所见之景;三、四句写远景,写君山之小与君山树木的葱茏,都是望中所见;五、六句写诗人从遐想中醒来,只觉得山也悠悠,水也悠悠,闲适极了;结尾两句,人笔锋一转,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君山,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洞庭湖,并且直抒感情,以情结景。全诗以白描的手法,写君山的景色,化人我于一体,熔古今于一炉,通俗而又深沉,清新而又自然。
“洞庭无烟晚风定,春水平铺如练净”两句总写登楼望湖所见景象,这是诗人登上岳阳楼时所获得的第一眼印象。“无烟”二字含蕴丰富,既写出湖面的空明澄碧,又暗指虽是傍晚登楼,但因无雾,视线很好,为望君山做好了铺垫。
“君山一点望中青,湘女梳头对明镜”二句则具体写望君山。“一点”,既是视觉的直感,也起了衬托作用,突出了湖的广阔浩森,因而楼上望山,不过“一点”而已。“青”字则写出了山的生气,暗应上句的“春”字。
“镜里芙蓉夜不收,水光山色两悠悠。”二句紧扣上句写湖光山色相映,开阔渺远,悠悠无限。既写湖山之景,也写诗人登楼纵望之时,悠悠不尽之情。诗人从遐想中醒来,愁思渺邈,只觉得山也悠悠,水也悠悠,闲适极了。此二句之写景也为下两句直抒情怀打下基础。
最后,全诗用“直教流下春江去,消得巴陵万古愁”作结,诗人笔锋一转,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君山,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洞庭湖,由写景转入抒情。这两句含蕴丰富,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君山、岳阳,是长江水流出洞庭的湖口,因而,“流下春江去”是写实,但作者却以水喻愁,巧妙化用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和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的诗意,将自己的身世感慨,思乡之念融入诗中,使诗情由清淡而浓烈、深沉、激愤,表现出更丰富深广的主题。
此诗为登临观景之作,描写的主线随活动顺序渐次展开:由登楼望湖,由湖及山,转而山光水色综写,最后以抒情作结。线条清晰,层次分明。诗境空阔疏淡,语言清丽流畅,表现出明初诗风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