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黄昏时分行走在街上,忽然听到路边有人在卖唱,声音纡徐婉转,可是诗人从中品出了某种不平的感慨。于是他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歌者,只见他面黄肌瘦,在这日暮时分还不得不忍着饥饿高歌,以求行人布施。诗写得音调和谐,起句以问句形式,为下句作铺垫,次句自答,补足题目,写出歌者的心声。三、四句使用流水对,进一步阐述歌者的歌声中何以有不平的音符,从对音乐的感受转移到直接的描述,通过“日晏”、“忍饥”、“强作”三个词,把歌者内心的惨痛与生活的艰难完全表现出来,诗又以“可怜”二字领句,表明自己同情的立场。
范成大晚年退职家居后,写了很多描写下层百姓痛苦的诗歌,诗风朴实自然,带有乐府民歌的特性,同时往往学民歌用双关、谐音词等手法,使诗活泼生动。如此诗末句,用《诗经》典故,一方面切合歌者身份,回照他歌声的美妙;另一方面又暗喻他处境困难,渴望人们同情与施舍。
关心民瘼的人一般都很富有同情心,范成大就很富有同情心,苦难人的悲声常常使他产生感伤。像这首诗写到听人卖唱一样,他有次在寒冷的夜晚,听到门外有人喊叫卖卜,他就满怀伤悲地写下这么一首诗:“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歉明朝籴米钱。”(《夜坐有感》)又有一次,他听到卖菜人在大雪天吆喝卖菜,他便作诗说:“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这三首诗,写的都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苦命人,诗的句法与结构也很接近,合在一起,可全面地理解范成大诗作的内容与思想状况。
常人写这类题材,大致是先叙湖上景致,然后因景抒情。而作者却不循常套,起笔不谈游湖,而先从身世感慨人手。首三句“天风吹我,予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气势宏大,姿态超迈。作者不说自己出生杭州,却说自己是被天风吹落于此的。他是天上的谪仙,身在人间,神在天表,只不过西湖风光的清丽令他满意,他才不想返回天界。这三句,才写到作者的诞生,但却已将他的自命不凡、高视阔步、超凡绝俗之态写出,一种豪迈飞扬的气概,跃然纸上。有这三句定下基调,下面几句就看似惊人而实无足惊奇了。“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天际”,之所以说他只是北京城中一个客居的弱冠少年,却不说仕途不得志之苦、不抒少年意气,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回首往事时有无限苍凉迷茫,就是因为他是谪仙,胸襟广、目光远,所思者大。“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像樊哙那样建功立业、像驺奭那样立言传世,乃是无数古人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他却说那些都不是他的平生之志,也因为他是谪仙,来到人间乃是为了大济苍生、重振乾坤。战场上的一刀一枪,书堆中的寻章摘句,他当然是夷然不屑的。不过,他这番心比天高的志向抱负,常人是不会懂得。“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就连坟地在西湖边的苏小小地下有知,也肯定会笑作者全然打错了算盘。阅尽人世的小小尚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论了。
词至上片末尾,豪情已转为孤独之感。过片才写到游湖。“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但他笔下的西湖,乃是与他心境相合拍的西湖,他满怀清愁,所以刚刚看到“一抹”斜阳、“半堤”春草,这愁怀就顿时被惹逗起来了。斜阳芳草,自古都是伤心物,作者在此并未超越前人,但连用了“一抹”、“半堤”、“才见”、“顿惹”,词情便有无限含蓄,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接下“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前者用曹植《洛神赋》“罗袜生尘”之典,后者语本苏轼《前赤壁赋》“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歌。既是泛舟湖上,自不免极目远望,但作者所望也不同凡俗,他望的是“美人”——理想的化身。然而,“何处觅”、“予怀孤寄”,他未能望到理想的归宿所在,满腔情怀亦不知何处吐泄。
词至此,已由豪迈而入孤独,由孤独而入忧愁,由忧愁而入怅惘。经此几番情感转折,终于唤出了全篇的名句:“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怨”,是指他胸怀大志却无人领会、无处施展的怨愤;“狂”,是指他心中汹涌澎湃的狂潮,这狂潮中有高超的见识、有宏大的构想、有急切的愿望,包含之多,实难尽言。欲怨之去,就吹上一曲缠绵悠远的箫乐,让那怨愤随风飘逝;狂来奈何,就舞出一派熠熠生辉的剑光,让心潮在浩荡剑气中暂趋平伏。这一箫一剑,其中包蕴了作者多少失望和希望、痛苦和兴奋;抚起箫、挥起剑,这中间的滋味,令作者魂为之销。相形之下,功名、文名的“两般春梦”算不得什么,就让它们随着橹声飘荡进云水之间。
这首词全盘托出了少年龚自珍的雄心、抱负和自信、自负,是龚词的代表之作。其中核心的箫、剑二句,尤为后人所称道。有人说,这两者分别代表优美和壮美,而作者一身兼有之,实乃不世出之奇才。有人说,这两者代表了作者个性的两个方面,一深远,一宕落。龚自珍一生的行事,亦可以“吹箫”、“说剑”括之。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他虽然自称“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似乎剑已涩、箫已折;其实,这仍然只是在“吹箫”而已。上引二句出自《己亥杂诗》,而他在同一组诗中大声疾呼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依然是“说剑”的雄姿。
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写景,不仅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还渲染出浓厚的离别情绪。“东门”点名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青门,“青青”表明杨柳的颜色已经很绿,表明时间是在暮春时节。“杨柳”是送别的代名词,于是一见杨柳,就让人想到离别。绿色的杨柳树夹杂在御河两岸,看似恬静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且首句是远望所见,第二句是近观所见。在远与近的距离感中,诗人送友的踽踽长街的身影得以体现,衬托出舍不得惜别却又不得不分别的心情。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这两句是抒情,通过侧面描写出送别人多。一个“苦”字,既是攀折杨柳而不便之苦,也是离别的愁苦。至于诗人自己折了杨柳没有却只字未提,更衬托出了诗人的送别的深情。后两句看似平淡,仔细咀嚼,意味深长,诗人折或者不折杨柳,内心的悲楚恐怕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首送别诗短小精悍,言浅意深,依依惜别之意,跃然纸上。纵观全诗,字字未提送别却字字点题,其中的描写言简意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