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