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作者通过对梅花的色、香、形的描写,赞美梅花的骨中香彻与别有情致。
上阙写梅花如雪的颜色与透骨的清香。“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三句集中笔墨,用重复叠句而略更数字的方法极写梅花颜色的奇绝。突出了梅花颜色的与众不同。“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三句与前三句运用了相同的表现手法,写出了梅花与众不同的另一个方面——香,告诉人们,梅花的清香不是从花蕊散发出来的,也不是从花萼散发出来的,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突出描写了梅花的香彻透骨的特点。与“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联系起来看,上下两联似对非对,遣词灵动,看似无意,实则工于运笔。
下阙写以山桃作比衬,刻画梅花神韵和品格。“占溪风,留溪月,堪羞损、山桃如血”,运用对比的手法,以山桃花衬托梅花非凡的神韵。梅花非但独占了小溪的轻风和明月,还将那鲜艳无比的红红的山桃花羞怯惭愧得减损了几分颜色,可见梅花的气质和神韵的超凡脱俗。“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写梅花的另一大特点,纵然枝叶花影稀疏,清香淡淡,最终还是别有一番媚俗之花所不能与之媲美的超凡情致,枝疏有疏落横斜篱落之韵,香淡有清香淡雅之美,这便是梅花高洁的品格。
在这首咏梅词中,词人写的是梅花的非凡的神韵和高洁的品格,实际也是自己所向往的人格的写照,词人在梅花的高洁的品格中寄托了自己的志趣和情操。
这是一首恋情词,叙述一个“偷掷春心”的少女对远在他乡的恋人的怀念与忧思。这位少女的身分,词中虽有“青楼”字样,但据曹植《美女篇》“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她应是府第中的闺阁,由词意可见,她不是妓女,而是良家女儿。她对恋人的感情是纯洁无瑕的。写恋爱男女双方分开而引起忧愁的情感,是唐宋词中常见的主题。但吕渭老的这首词,却鲜明地表现出疏秀明丽、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
这首词的中心写的是愁。作者在起调处就开始刻画这位少女的“愁”的形象。以“春晚”点出时节,暗寓伤感。在古典诗词中,晚春常常出现百花零落的“残红”景象,象征着“愁”。“昼寂寂、梳匀又懒”,承“春晚”而来。寂寞与“懒”,都是晚春季节给人的感受,这里同时又是这位少女孤单无伴、百无聊赖的心理表露。她虽然梳头、匀面,但却只能独坐“青楼”,独消永昼。“乍听得”两句,转写动景,亦承“春晚”而来。鸦啼莺弄,本当赏心悦耳,可在她,却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惹起新愁无限”!用反跌之笔,更为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愁”。至此,始露“愁”字,又借莺声引出,是作者用笔婉转生姿处。这是全词的第一个层次,写少女的忧愁的情态,一片愁云,笼罩全词。“记年时”以至上片结句,是全词的第二个层次,以回忆的笔调,从刻画形象、剪裁画面入手,写这位由初恋至热恋的全过程。
插入叙事。“记年时”的“记”,是个“领字”,领起下文五句,在语法结构上,这五句都是“记”的宾语,是少女所“记”的内容。这五句,层次分明,连珠而下,气脉一贯,从中似乎可以觉察到这位少女在恋爱过程中紧张而愉快的心情。这五句所叙述的内容层次是:先写初恋的时间:“年时”,即那年。“偷掷”两句,则是写与恋人初次相见时的情态。作者在“相见”前连用“花间”、“隔雾”、“遥”三个修饰语,把这次相见写得温馨浪漫、极富情致。且写出见面时相距较远,而且在花丛中由花枝掩面。尤其是还隔着那轻纱般的雾。这就活画出这位少女在恋情(“春心”)萌动、勇跃欲试时的羞涩与紧张,与“偷掷”的“偷”字配的搭极当。自然,作者把这次相见置于如此美妙的环境之中,不无象征爱情美好。然后写恋情的发展:“角枕题诗——宝钗贳酒——共醉青苔深院”。这里的“便”,也是“领字”,有“于是,就……”的意思。在“记”字领辖范围中,再用一领字,意在加强下三句的句间联系,层层递进,不容稍懈,表现了双方恋情的迅速发展。同时,用“便”字把“记”字所领起的五句,在节奏上分开,使下三句成为上二句的自然发展,上二下三之间,“便”字成了联系的纽带。领字之中有领字,使结构疏密有致,节奏鲜明,足见作者驾驭语言功力。
下片换头处以“怎忘得、回廊下,携手处、花明月满”,紧接上片,并为上片的美好的回忆作总结。紧接着,用“如今但……”作有力地转折,开拓这首词的第三个层次,展现出凄凉的画面。这一层,与上片所写对爱情的美好回忆,正好互为反衬,从而表现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凄凉,同时也揭示了这位少女“愁”的根源所在。这正是作者的曲折用笔,巧妙安排。“但”是个“领字”,领起“暮雨”、“蜂愁蝶恨”、“小窗闲对芭蕉展”三句。这三句,一句一个画面,景中寓情。
“暮雨”纷纷萧萧,如丝如麻,景象暗淡凄清而纷乱,从而进一步表现了少女心情的纷烦与凄苦:“蜂愁蝶恨”一景,承“暮雨”而来,明写蜂蝶,暗写少女,“小窗”云云,则是明写少女了。三句内容的排列,由物而入,由晦而显,然后再以“却谁拘管”直抒幽怨,同时也暗示出她那美好的爱恋,已如流水落花,不堪回首,为最后一层意思预作安排。最后一个层次,是词的歇拍:“尽无言、品秦筝,泪满参差雁。腰支渐小,心与杨花共远。”这是全词抒情达意的脉穴,写尽少女愁极而悲、悲极转忧恨的复杂情态。筝,《隋书·乐志》说始于秦,故称秦筝;筝声哀,故称哀筝。
李峤咏筝诗有“莫听西秦奏,筝筝有剩哀”,岑参《秦筝歌》有“汝不闻秦筝声最苦”、“闻之酒醒泪如雨”等句。筝十三弦,承弦的柱参差列阵如雁行,故刘禹锡称其“玫瑰宝柱秋雁行”(《伤秦姝行》)。这位少女“闲品秦筝”以写其哀,声情相应,不禁悲从中出,以致“泪满参差雁”。意深而语新,一句写尽少女相思之苦。“腰支渐小”,说人消瘦,是长期愁苦悲痛的明证。“心与杨花共远”,借杨花飘逝以写少女愁绪的悠远、渺茫,心犹杨花,杨花似心,寸心千里,情深而句秀,有“有馀不尽之意”(张炎《词源》),深得词家结句之法。且杨花变晚春之物,用以结句,遂使全词首尾照应,回环往复,浑然一体,亦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这首词叙事抒情,层次分明,从刻画形象入手,由画面组织成文,构思巧妙,情致婉转。前人称吕渭老的词婉媚深窈,与美成、耆卿相伯仲。从这首《薄幸》词看来,并非过誉。
这首七律作于杜甫客居成都时。诗题为“狂夫”,当以写人为主,诗却先从居住环境写来。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中“万里桥”在成都南门外,是当年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的地方。杜甫的草堂就在万里桥的西面。“百花潭”在浣花溪南,杜甫草堂在其北。上句的“沧浪”指汉水支流沧浪江,古代以水清澈闻名。传说孔子到楚国,听到一个小孩在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这里就是暗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河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头发。河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脚)之意。“水清”意指太平盛世,“水浊”意指世道浑浊。根据世道决定进退,表明一种超脱世俗名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即”传达出知足的意味。也就是有此清潭,又何必“沧浪”呢。上句的“万里桥”与下句的“百花潭”,上句的“草堂”与下句的“沧浪”相对应,在似对非对中,描写了一路风光,为下文写“狂”作铺垫。
“风含翠篠娟娟净,雨筿红蕖冉冉香。”中“翠筱”即绿色细竹。南朝梁简文帝《喜疾瘳》中有“隔帘阴翠篠,映水含珠榴”诗句。“娟娟”就是美好的样子。“娟娟净”秀美光洁之态。“浥”即滋润。“红蕖”即粉红色的荷花。“冉冉”本意为渐进地、慢慢地、缓慢地,也可以形容毛、枝条等柔软下垂的样子。这一联的意思是说,翠竹轻摇,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明净悦目;细雨使荷花格外娇艳,微风吹送,清香可闻。其中,“含”和“裛”两个动词运用很妙。“含”有小心呵护之意,暗示了风的柔和。而“裛”通“浥”,有“润物细无声”的意味,足见雨之细。这里,诗人以精心之笔,描写了微风细雨,营造了一个美好的审美境界。
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令人陶然。然而与此并不那么和谐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断绝,他一家子免不了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这就导致“恒饥稚子色凄凉”。“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萧涤非《杜甫诗选》),这是举一反三、举重该轻的手法。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中“厚禄故人”指做大官在朋友。“书断绝”就是断了书信来往。“恒饥”就是长时间挨饿。这里写了诗人的现实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绝,他一家子就得重陷长久的饥荒之中,上句“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接着下句 “恒饥稚子色凄凉”是因上句而来,说明了“厚禄故人书断绝”的结果。这里,还要注意诗歌的形式,诗人打破格律来写,在句法上形成了“上二下五”式,把“厚禄”、“恒饥”前置句首显著地位,突出“恒饥”的贫困处境。在艺术上与“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有异曲同工之妙。
“填沟壑”,即倒毙路旁无人收葬,意犹饿死。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活现实呢。要在凡夫俗子,早从精神上被摧垮了。然而杜甫却不如此,他是“欲填沟壑唯疏放”,饱经患难,从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打击,这就是所谓“疏放”。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没有随同岁月流逝而衰退,反而越来越增强了。你看,在几乎快饿死的境况下,他还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赞美“翠筿”、“红蕖”,美丽的自然风光哩!联系眼前的迷醉与现实的处境,诗人都不禁哑然“自笑”了:你是怎样一个越来越狂放的老头儿啊!(“自笑狂夫老更狂”)
在杜诗中,原不乏歌咏优美自然风光的佳作,也不乏抒写潦倒穷愁中开愁遣闷的名篇。而《狂夫》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将两种看似无法调合的情景成功地调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一面是“风含翠筿”、“雨裛红蕖”的赏心悦目之景,一面是“凄凉”“恒饥”、“欲填沟壑”的可悲可叹之事,全都由“狂夫”这一形象而统一起来。没有前半部分优美景致的描写,不足以表现“狂夫”的贫困不能移的精神;没有后半部分潦倒生计的描述,“狂夫”就会失其所以为“狂夫”。两种成分,真是缺一不可。因而,这种处理在艺术上是服从内容需要的,是十分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