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挽雕弓如月满，尽摧杨柳向风斜。
因知上将皆猿臂，总道诸军胜虎牙。
莫羡天山曾献巧，射生今已静胡沙。
竞挽雕弓如月满，尽摧杨柳向风斜。
因知上将皆猿臂，总道诸军胜虎牙。
莫羡天山曾献巧，射生今已静胡沙。
这是一篇李清照写给翰林学士綦崇礼的答谢信，最早见于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第十四卷，赵彦卫给其取名《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今人常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和《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来称之。
在这封信中，李清照除了略对搭救她的綦崇礼表示感谢，其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阐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对那个以骗财为目地而“骗婚”的张汝舟的无情揭露。李清照这封极力为自己辨白的信并没有让宋人对李清照产生怜惜和同情，大多数看后都持讥讽的态度。而明清之人大多数称这封信为“伪作”，而不承认李清照改嫁，要为李清照改嫁说“辨诬”。今人多以这封信作为李清照改嫁的物证，把这封信当作研究李清照的重要资料。
结构布局是体现作家匠心和艺术构思的重要方面。李清照往往根据内容和体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结构方法，故其散文以灵活变化见长。观其现存作品。或取纵向结构法，或用横向结构法，亦有纵向、横向结合，明线、暗线交错之篇，可谓多姿多态，富于变化。
李清照在其散文中爱用典、善用典、精于典，下面是她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的用典特点：
其一，用典频率高。《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全文四十五句（分句不计），典实近五十。
其二，用典精博明当。易安散文典实密集，却无堆砌感和艰涩感，这主要与作者的精于选择、巧于组织、善于表述有关。如刘伶和石勒的典故结合的天一无缝，好一句“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既说明张汝舟的凶残，自己面对凶残而无惧哉。
其三，用典妥贴自然，了无斧痕。如其用谈娘（实踏摇娘）正是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妇女，与她自己遭遇何其相似。
在结构布局上灵活变化，跌宕我姿，这是易安散文的特征，而用典则是李清照对散文驾驭能力的体现。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