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美人》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李后主的绝命词。相传他于自己生日（七月七日）之夜（“七夕”），在寓所命歌妓作乐，唱新作《虞美人》词，声闻于外。宋太宗闻之大怒，命人赐药酒，将他毒死。这首词通过今昔交错对比，表现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无穷的哀怨。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三春花开，中秋月圆，岁月不断更替，人生多么美好。可我这囚犯的苦难岁月，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春花秋月何时了”表明词人身为阶下囚，怕春花秋月勾起往事而伤怀。回首往昔，身为国君，过去许许多多的事到底做得如何呢，怎么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据史书记载，李煜当国君时，日日纵情声色，不理朝政，枉杀谏臣……透过此诗句，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从威赫的国君沦为阶下囚的南唐后主，此时此刻的心中有的不只是悲苦愤慨，多少也有悔恨之意。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小楼又一次春风吹拂，春花又将怒放。回想起南唐的王朝、李氏的社稷——自己的故国却早已被灭亡。诗人身居囚屋，听着春风，望着明月，触景生情，愁绪万千，夜不能寐。一个“又”字，表明此情此景已多次出现，这精神上的痛苦真让人难以忍受。 “又”点明了“春花秋月”的时序变化，词人降宋又苟活了一年，加重了上两句流露的愁绪，也引出词人对故国往事的回忆。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尽管“故国不堪回首”，可又不能不“回首”。这两句就是具体写“回首”“故国”的——故都金陵华丽的宫殿大概还在，只是那些丧国的宫女朱颜已改。这里暗含着李后主对国土更姓，山河变色的感慨！“朱颜”一词在这里固然具体指往日宫中的红粉佳人，但同时又是过去一切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象征。 以上六句，诗人竭力将美景与悲情，往昔与当今，景物与人事的对比融为一体，尤其是通过自然的永恒和人事的沧桑的强烈对比，把蕴蓄于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倾泻出来，凝成最后的千古绝唱——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诗人先用发人深思的设问，点明抽象的本体“愁”，接着用生动的喻体奔流的江“水”作答。用满江的春水来比喻满腹的愁恨，极为贴切形象，不仅显示了愁恨的悠长深远，而且显示了愁恨的汹涌翻腾，充分体现出奔腾中的感情所具有的力度和深度。 全词以明净、凝练、优美、清新的语言，运用比喻、对比、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高度地概括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难怪前人赞誉李煜的词是“血泪之歌”，“一字一珠”。全词虚设回答，在问答中又紧扣回首往事，感慨今昔写得自然而一气流注，最后进入语尽意不尽的境界，使词显得阔大雄伟。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
这首诗以诗的形式，正确评价了谢脁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对这位文坛奇才过早地死于非命，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感伤。诗人沈约雅爱谢脁的五言诗，他经常赞叹：“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此诗前四句就是这一高度评价的具体化。诗人沈约认为，谢脁才华杰出，荦荦独占文坛鳌头，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其诗之“调”与“思”都与众不同。诗思高华，追风逐云，灵秀而飘逸，固非常人可以攀比；而诗的铿锵音调，优雅动听，都堪与音乐之声媲美，犹令人赏心惬意。这里的“调”，已不仅仅是指诗的自然音节，也兼指沈约、谢脁等人率先追求的诗的人工音律，即声律。诗人沈约醉心于追求诗的声律之美，他著《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谢脁、王融等人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把沈约的声律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风靡一时的“永明体”。沈约和谢脁都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而“永明体”实际上成了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桥梁。由此可见，在对诗的“调”的认识与追求上，他们是灵犀相通、默契一致的。所以，沈约这里称赞谢脁诗“调与金石谐”，确是知音之评。
后四句对谢脁的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沈约这里先盛赞谢脁品质高洁，接着一曰“忽随人事往”，“人事往”指非自然死亡，而“忽随”二字更透露出非同寻常的意味，暗示谢脁是死于非命；二曰尺璧之质而与丘壤同污，埋没于地下，实在可叹可惜。这样，诗人便在这里着意造成了品质之优秀和生命之短暂的反差，由此发抒出对谢脁不幸遭际的无比惋惜之情，感情激烈、发露，溢于言表。
爱其美才而悲其横死，是此诗的主旋律。全诗评骘公允，不谀不贬，因而成为品评谢脁的千古不易之辞；真情率意，不假雕饰，因而又是千古悼亡怀友的传诵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