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第一首诗开头二句写思妇醒时情景，接着写她的梦境，乃倒装写法。

　　她一觉醒来，只见斜月透进碧纱窗照到床前，环境如此清幽，心头却无比寂寞，更有那秋虫悲鸣，催人泪下；她的泪水早已沾湿了衣襟。

　　刚才在梦里，分明地见到关塞了。那“关塞”正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因为她的良人就出征到那里。她不由大喜：快，去找金微山！可是，前路漫漫，找不到去金微山的路了。一急，就此醒来。

　　诗人以饱蘸同情之泪的笔触，写出了思妇的一片痴情。

　　第二首诗写思妇心潮起伏，一夜未眠。她看到夜静无云，她听到鸿声时断时续。鸿雁，向来被认为是替人传递书信的，因此，她便由鸿声而想到要邮寄征衣，但寄到哪儿去呢？本想寄到遥远的居延城（在今新疆），谁料想，如今那儿又在移军。怎么办？真叫人愁绪万端，寝食不安。

　　用字特点

　　二首均有声有色，有情景交融之妙。用字亦有讲究。

　　如用一“蔼”字，表现月光深暗，创造氛围。

　　如用一“静”字，显示夜空的冷寂，并衬托出下面的“鸿声”清晰，女主人公则惟闻此声，勾起天寒欲寄征衣的满腔心事。

　　此词是李煜于南唐全盛时期所创作的一篇代表作。词的上片主要写春夜宴乐的盛大场面。首句突出描绘“晚妆初了”的嫔娥们的盛妆和美艳，由此写出作者对这些明艳丽人的一片飞扬的意兴，同时从开篇即渲染出夜宴的奢华豪丽。继之两句宴乐开始，歌舞登场，作者极写音乐的悠扬和器物的华美。比如，笙箫二字可以给人一种精美、奢丽的感觉，与词中所描写的奢靡之享乐生活、情调恰相吻合。而“吹”作“吹断”，“按”作“重按”，不但字字可见作者的放任与耽于奢逸，而且十分传神地赋予音乐以强烈的感情色彩。据马令《南唐书》载：“唐之盛时，《霓裳羽衣》最为大典，罹乱，瞽师旷职，其音遂绝。后主独得其谱，乐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谱粗得其声，而未尽善也。（大周）后辄变易讹谬，颇去哇淫，繁手新音，清越可听。”李煜与大周后都精通音律，二人情爱又笃深，更何况《霓裳羽衣》本为唐玄宗时的著名大曲，先失后得，再经过李煜和周后的发现和亲自整理，此时于宫中演奏起来，自然欢愉无比。所以不仅要“重按”，而且要“歌遍彻”，由此也可想见作者之耽享纵逸之情。

　　词的下片是描写曲终人散、踏月醉归的情景。“临春”一句明是写香，暗是写风，暗香随风飘散，词人兴致阑珊，由“谁更”二字而出，更显得活泼有致。“醉拍”二字直白而出，写醉态，写尽兴尽欢妥贴至极。到这里，作者有目见的欣赏，有耳听的享受，有闻香的回味，加上醉拍由口饮而生的意态，正是极色、声、香、味之娱于一处，心旷神驰，兴奋不已，因此才“情味切”，耽溺其中无以自拔。结尾二句，写酒阑歌罢却写得意味盎然，余兴未尽，所以向来为人所称誉。《弇州山人词评》中赞其为“致语也”。今人叶嘉莹曾详评此句：“后主真是一个最懂得生活之情趣的人。而且‘踏马蹄’三字写得极为传神，一则，‘踏’字无论在声音或意义上都可以使人联想到马蹄得得的声音；再则，不曰‘马蹄踏’而曰‘踏马蹄’，则可以予读者以双重之感受，是不仅用马蹄去踏，而且踏在马蹄之下的乃是如此清夜的一片月色，且恍闻有得得之声入耳矣。这种纯真任纵的抒写，带给了读者极其真切的感受。”读此二句，既可感作者的痴醉心情，也可视清静朗洁的月夜美景，更可见作者身上充盈着的文人骚客的雅致逸兴。

　　全词笔法自然奔放，意兴流畅挥洒，语言明丽直快，情境描绘动人。作者从个人宫廷生活场面出发，虽然带有较为浓郁的富贵脂粉气，未能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内容，但短短一篇就把一次盛大欢宴的情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艺术描绘生动逼真，情景刻画细腻动人，由喻象中见情思，于浅白处见悠远，充分显示了作者高妙的艺术功力，是“写得极为俊逸神飞的一首小词”。

　　辛夷坞，蓝田辋川(今陕西省蓝田县内)风景胜地，王维辋川别业附近。坞，四面高、中部低的小块地方。

　　这首《辛夷坞》是王维《辋川集》诗二十首之第十八首。这组诗全是五绝，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绘画小品，从多方面描绘了辋川一带的风物。作者很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不仅以细致的笔墨写出景物的鲜明形象，而且往往从景物中写出一种环境气氛和精神气质。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木末，指树杪。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之类。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上，形如毛笔，所以用“木末”二字是很准确的。“芙蓉花”，即指辛夷，辛夷含苞待放时，很象荷花箭，花瓣的颜色也近似荷花。裴迪《辋川集》和诗有“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的句子，可用来作为注脚。诗的前两句着重写花的“发”。当春天来到人间，辛夷在生命力的催动下，欣欣然地绽开神秘的蓓蕾，是那样灿烂，好似云蒸霞蔚，显示着一派春光。

　　诗的后两句写花的“落”。诗人笔锋一转，将辛夷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写它开时即热烈地开放，使山野一片火红，落时则毫无惋惜地谢落，令人想象花瓣如缤纷红雨洒落深涧。它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也不企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观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又反对趋入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它在这个空寂得发冷发自的涧户中，却又描绘出辛夷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声息，使人感到空寂中仍有生命的闪烁。

　　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此诗由花开写到花落，而以一句环境描写插入其中，一前后境况迥异，由秀发转为零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对时代环境的寂寞感。所谓“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陈子昂《感遇》）的感慨，虽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仍能于形象中得到暗示。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